神武四年的春天，整個天下都很平靜。
中原的趙匡胤依舊臥薪嘗膽，不對，是精心準備謀劃，對于諸藩鎮，不斷的進行削權。
首先，大宋朝廷調發近畿甸丁夫數萬人，修筑畿內河堤，保證春耕以及漕糧的供給。
其后，趙匡胤以文臣知州事，懲五代藩鎮強盛之弊。
當時，中原五代更替，異姓王，以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這些人都存在，對于趙匡胤而言，只是繼位時穩定統治的權謀之策，隨著這幾年來位置安穩，他心有不甘，生怕人家學他。
于是，他用趙普計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從此，改變了武人治民的局面，過度到了文人治民，對于民生而言，是一項極大的寬厚。
雖然文人也有貪腐，但武人更過分。
武人經常會劫掠百姓，收稅也沒有定期，想收就收，興致來了，還會進行一場屠殺，冒良為功，隨心所欲，百姓深受其害。
南方各國其實早就過度到了文人治民的局面，但中原卻還是老樣子，除了開封府周邊的十幾個州縣，趙匡胤實在看不下去了，這才開始改革。
除此之外，趙匡胤還實施了三項措施改善民生。
首先，下詔勿追索縣吏會州。
在五代時，各縣收稅畢，州會令縣吏會集于州。
因此，縣吏必貪腐更多的賦稅，用來賄賂州吏，這樣一來，百姓就會面臨更多的額外的賦稅，從而破家蕩產，民甚苦之。
趙匡胤不允許集縣吏于州，也算是治病不治本吧！
其二，朝廷下令，各州縣復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石另輸一斗蓄于義倉，以備兇荒。
這個沒什么可說的，是朝廷的正常舉動，但又不正常，這是五代幾十年來，朝廷第一次為民著重，開始行使朝廷的責任，也算是一場好事。
其三，始置諸州通判。
在各州，設置通判一職，輔佐主官掌軍民之政，地位略低于主官，行監察之職。
大州有的設置兩名，更關鍵的是，趙匡胤又令節鎮所領的州縣，也要設立通判，讓州縣的官吏能夠向朝廷上書奏事，名義上歸屬于朝廷，不屬藩鎮，于是節度使之權益輕。
李嘉也在各州設置了通判。
得益于南方各國文人掌權的局面，地方權輕而中央重，所以通判一職并沒有監察地方的權力，而是分地方司法之權。
這般說吧，大唐的通判，其實就是把審理案件的權力，從地方主官手中剝離出來，專門進行審理案件的。
這叫事業又專攻。
一個文官或許可以很好的治理百姓，但卻不是個好法官，而理論上來說，司法的公正，其實更貼近百姓，也更為重要。
通判專職于審判司法，轉運使司負責收稅，巡檢負責治安，縣令負責行政，某種意義上來說，地方是四權分立的局面。
這對于朝廷來說，是再好不過的局面，各人責任分明，推諉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