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自此開始，霍應東遭到了毫不掩飾的打壓。
首先，米國駐香江領事放話，星光行的租戶，無法購買，包括收銀機在內的所有米國商品。
這招一出，星光行的招租運作，頓時為之一頓。
霍應東的應對方法是，降低租金，每呎只要九毛錢。
果不其然，租戶又被勾起了興趣。
米國人出過場了，英國人自然跟上。
香江電話電報公司發出通知，星光行租戶的電話開通時間，無法得到保證。
連基本的電話業務，都不能開通，租戶們自然徹底打了退堂鼓。
局勢發展到這里，星光行的股東們，就不想耗下去了，趕緊賣掉這座商業大廈，一了百了。
按理來說，以霍應東的財力，直接買下其他財團的股份，再自然不過了。
不過，有股東不同意，原因極具“寧贈友邦，不予家奴”之特色——本來大家是地位平等的股東，可一旦霍應東收購全部股份，那其他股東豈不是一下子顯得不如霍應東，地位上矮了一截！
于是，置地公司以“友邦”的角色出現了，出價三千七百五十萬港元，收購星光行。
結果，收購到一半，置地公司又出了損招，只能先給一千七百五十萬港元的現金，剩余的部分，則用商業本票欠著。
可以說，霍應東不但被打壓得損失慘重，還以一種屈辱的方式，把星光行拱手讓給了置地公司。
霍應東遭到明顯打壓的第二個例子就是，他看好新興的貨柜航運，于是獨自投下了葵涌一號貨柜碼頭。
這時候，港府提出條件，霍應東要保證，每年在碼頭停泊至少二十萬個貨柜，才能發展該項目。
要知道，現階段，整個香江，都沒有二十萬個貨柜。
萬般無奈之下，霍應東只好放棄已經到手的葵涌一號貨柜碼頭。
到此為止，霍應東要是還不明白，自己被美英精準打壓，那他的苦頭可就白吃了，而霍氏有榮工程公司，承建文萊斯里巴加灣貨柜碼頭及深水港，未嘗不是在香江發展空間受限后，到外面尋求突圍。
高弦琢磨，以霍應東目前的處境，忽悠他到香江之外的“非西方主流”市場投資，應該有很大的實現可能。
當然了，霍應東在香江所遭受的打壓，并非沒有觸動，意欲和怡和爭奪牛奶公司的高弦。
不過，在高弦看來，最好的應對方法，就是讓自己成為享譽世界的大亨，進而任何勢力動手前，都要考慮所需付出的成本。
就像阿莫德·哈默那樣，冷戰的鐵幕，也不能阻擋他穿梭于西方和東方的腳步。
有些例外，真實存在，只不過大眾不得而知罷了。
高弦只要做好這些例外的“搬運工”，便足以創造各種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