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王朝執行了先軍政策，致使主管民部的蕭瑀異常忙碌，既要配合兵部、吏部募集軍隊，又要為軍隊準備糧食，之后才是主職的農耕等民生問題。
這天，蕭瑀抽空去南市體察民情，剛到市內大門，發現市內彌漫著極為緊張的氣息；只見市內人潮洶涌，從京城各處趕來的人群擠滿了米行大街。
不耐煩的叫喊聲、怒罵聲此起彼伏，這已是連續第七天出現這種買米盛況了。
糧價上漲的現象其實從年初就開始了，從最初的四十錢每斗漲到五十錢，繼而漲到六十錢，由于漲幅不大，沒人放在心上，覺得新糧上市，糧價就會下降。
可到二月，糧價陡然爆漲，從六十錢猛漲到了一百錢，這幾天更是以每天十錢的速度上漲，昨天已到斗米兩百四十錢的高度。糧價上漲導致其他物價跟著上漲，京城民眾怨聲載道。
糧價上漲的原因更是被百姓議論紛紛，有人說是益州南部出現旱情、雪情，使冬小麥產量大跌；有人說商人出高價購買紅稠木、楠木樹等造船木材，賣給隋朝，百姓見到有高利可圖，紛紛入山打樹，無心侍田，終使糧食減產；還有人說朝廷征收大量的糧食去供給軍隊，導致市面糧食被官府收購一空，還有人說收稅太重……總之是眾說紛紜，但任何說法都有規可依，并非是無稽之談。
商人卻一致認為是錢制出了問題，一方面隋錢數量大增，卷走了大量的貨物，朝廷又用金銀把這些錢換走，用去購買隋朝的鐵礦石，但另一方面，卻是在境內流通的開元通寶的劣幣泛濫成災。
蕭瑀也是深有體會，朝廷本來就處于銅量不足的窘境，可在荊州之時，又用大量金銀銅錠、銅錢去買隋朝的高價糧食、鐵礦石來當戰略儲備，導致李唐缺銅的缺口進一步擴大。如今連有限的銅又被用來鑄箭簇，使市面上的錢的數量開始萎縮，結果只能將現有的錢回收重鑄，降低錢的含銅量，以前一枚開元通寶的含銅量高達十成，含銅量比大隋的炎黃通寶還要高，可現在新鑄之錢只有以前四五成，用手就能將錢幣一掰兩斷，有些私錢甚至兩成銅都不到，劣錢數目猛增結果是錢不值錢，糧價怎不上漲？
蕭瑀雖然不通金融，可也知道一個王朝崩潰的很大程度民生的崩潰，唐朝最大的問題是失去秩序，如果李淵能聽眾李建成的建議，沉下心恢復秩序，而不是瘋狂擴軍，那國力就會慢慢復蘇，但李淵走的卻是和楊廣一模一樣的路。
楊廣的第一次高麗戰爭剛剛結束，又開始籌備第二次高麗戰爭，為了軍需所用，瘋狂鑄造劣錢掠奪百姓財富，天下豈能不亂。
眼前的李淵剛失去荊州幾個月，又瘋狂擴軍，瘋狂鑄錢掠奪百姓財富，這與當初的楊廣何其之似？
其實蕭瑀也理解李淵之苦，楊廣當時是處于強勢的進攻方，只要停止第二次高句麗，就能把大隋經營好；但李淵卻不行，強勢的隋朝不可能任由李唐王朝慢慢恢復，所以只能以殺雞取卵的辦法來擴軍，以應對隋軍的進攻。
不過這糧價這段時間暴漲確實有特殊原因，去年冬月至今，益州南部的資陽、隆山、眉山、瀘川、涪陵、宕渠、巴郡等大部分地區滴雨未下，大小河流干到了無法取來灌溉地水位，冬小麥沒長出來就大面積枯死，然后又被一場大雪壓死、凍死，再加上太和軍，和火燒皇帝西進的船隊的僚人不時搶地方官倉、義倉，因此從二月以后，益州南部的大量流民涌入成都城就食，而圣上和朝官都北巡平武、金山、汶山、普安、義城、巴西、清化等地，使至京城混亂、糧價暴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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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瑀長嘆了口氣，以前洛陽混亂的時候，他伴駕出征，感受不到洛陽官員的壓力，如今卻是深刻體會到了流民的恐怖，官員的無能為力，較之楊廣敢大膽放權給留守官員，已如驚弓之鳥的李淵卻沒給大家半點實權，而是冊封李元吉為留守、京兆尹，成都城軍政大權全部落在李元吉之手。令蕭瑀這個理政大員空有百般想法，也無濟無事。
如今的京城已經涌入二十多萬流民，還有許多流民正源源不斷的從災區趕來，而官府既不出面疏導，也沒有開倉放糧，這樣遲早會出大亂子的，連他這個文人都看得懂，難道奉命鎮守京城的齊王就一點都不明白？就算不明白，可自己也已陳說厲害關系了啊。
就在這時，蕭瑀身后傳來一聲驚叫，“流民闖進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