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外的話，這場牽一發而動全局的戰爭結束以后，只要他楊侗在世一天，國內就沒有大內戰暴發，這固然是好事，但也使敵人搖身一變，以降將、降臣的名義變成大隋的“自己人”而這類人不僅僅是頭腦靈活的聰明人，還是家財萬貫、良田萬頃、權勢濤天的人上人，他們之所以紛紛參與到亂世之爭，是因為他們不滿足現狀，企圖通過戰爭，以開國功臣的名義，博取更多本來不屬于他們的東西，而現在選錯了效忠對象，使他們失去一切，一下子從高高在上的云端墜落到塵埃。
這類本身就不安分的人，顯然是不會安現狀，也不愿過貧困潦倒的日子。
怎么辦？
自然是破罐破摔，并利用聰明頭腦在暗中搞大事。
朝廷明明知道他們不安分，但是在沒有真證實據之前，朝廷也不好妄加懲處，雖然也可以用“莫須有”的罪名誅殺干凈，但殺這些人容易，對天下百姓的影響卻是巨大。所以這一仗，更是為以后的安穩打，而不是統一，最好是以消滅敵人的名義，把他們通通殺死在戰場之上。
當然了，張士貴并不知道楊侗的險惡用心，他又思索一會兒，毅然對元仁師說道：“我還是要勸太子出兵，就算不答應退到蜀郡進行大決戰，也應該從派兵從金淵方向對蘇定方所部施壓，好讓我和侯將軍有所作為，要是我們吃了一部隋軍，就能改變這種被動局面。還請元司馬再次入京，向太子殿下陳述我的用意，也希望朝中大臣以大局為重。”
“卑職領命。”元仁師見他尤不死心，只好無奈的應了下來，離開大帳之后，在一隊親兵的護衛下，匆匆忙忙的朝成都城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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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單是張士貴對李世民的被動防御有了置疑、不滿之意，便是李唐王朝朝堂上的文武大臣，也因為一連串不利消息的傳來，對這次事關生死大戰也開始產生了爭議，甚至矛頭大多是指向李世民這個暴力上位的太子。
北部唐軍段志玄、衛孝節戰死，導致順政、宕昌失守的消息也傳到了成都城。戰局的不利使朝廷不滿之聲愈加高調，戰局的不利，也使安分了一段時間的帝黨開始抬頭，尤其是李神通、李瑗帝黨首領，開始在各個場合抨擊太子黨（李世民黨）在戰局中的不利表現。他們認為李世民所重用的劉弘基、李仲文、張長遜、李孝常、韓威、段志玄、衛孝節個個都是無能庸才，才接二連三讓隋軍打敗，不但丟失了益北大片疆土，還造成了當前的困境。
東宮嘉德殿內，元仁師又一次受張士貴委托前來勸說李世民，李世民這幾天的情緒十分焦慮低沉，內部節節攀升的糧價他無力平息也就算了，畢竟他以前是以武將的名義出現在各個場合，如今還能以驟然接管朝政，不熟悉政務來推諉。但軍事上的一連串失敗，卻是無從辯解的。
在內外交困的局勢面前，也使李世民幡然醒悟，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他錯判形勢、高估了益州之險，也對隋朝的實力、對隋軍武器裝備估計得嚴重不足，致使外派了太多兵力，當蜀中葭萌關、白水關、梓潼關被隋軍利用飛天神舟神不知鬼不覺的拿下以后，他一時間無兵可派，致使隋軍沒有遇到多少像樣的抵抗，就輕易的拿下了清化、平武、義城、普安、金山五郡，而這五個郡的全面失守，使各方震驚的唐軍在毫無準備、毫無所覺的情況貿然來戰，從而引起了一連串慘敗。
另一方面，他在南部的表現又過于樂觀，認為高士廉可以憑之險，將李靖御在秭歸之外，即使秭歸失守，還有巫山、巴東可以防御；而在李靖西征巴之后，又讓侯君集營救秭歸。就在這個重大決策上他犯下了錯誤，如果當時的命令是讓侯君集支援易守難攻的人復縣、高士廉高放棄秭歸、巫山、巴東，前往人復縣和侯君集合二為一，那么李安遠就不會中了蘇定方的埋伏，南部也不會有今天的被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