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印象中，段先生把控下情報處一向是令軍政警情系統膽寒的力量，任你官職多高，面對著情報處的特工人員也只有唯唯諾諾的，怎么到徐鐵成跟前就變成了例外？他一個省保安處的處長，雖然掌握著全省保安團的力量，但是就是那些正規軍的大佬也都要賣段先生的面子，徐鐵成一個掌握地方保安團的處長，就敢不買情報處的帳嗎？
杜成虎望了周鳳山一眼，見周鳳山沒有表示出什么反對意見，這才又扭頭繼續對林江北說道：“本來這件事情不該現在對你說的。但是考慮到你以后要到杭城站來工作，會經常跟省保安處的人員打交道，我還是把中間的曲折先給你講述清楚，省得你以后不小心闖出什么禍端。”
原來，徐鐵成這個浙江省保安處處長的來頭大不一般。
民國時期，尤其是1927年之后國民政府將首都確定在南京之后，浙江省在中國政治版圖的地位，可遠比林江北上一世的時候更為重要。
因為毗鄰江蘇，是南京國民政府統治的中心地區，加之又領袖常校長的家鄉，所以浙江一向被視若京畿重地，而杭城作為浙江省的省會，自然更是重中之重。所以統轄著浙江省保安處處長的地位也遠比其他省份的保安處處長更為重要。
具體到徐鐵成本人，他的父親年輕的時候就跟領袖常校長是拜把兄弟，不僅常校長一直把他當做子侄來看待，而且他和常校長的大公子兩個人之間也情同手足，堪稱莫逆之交。
在到浙江省保安處出任處長之前，徐鐵成一直跟在常校長身邊，先后擔任中央軍校辦公廳上校科長、國民政府警衛團團長、領袖侍從室參謀乃至侍從室少將侍衛長。
徐鐵成以這樣的履歷到浙江省出任省保安處處長，自然不是得罪了常校長被流放，而是常校長把他放到浙江來看護自己的家鄉。所以徐鐵成甚至連浙江省省府主席王紹洪的面子都不買，不但從來不出席省政府會議，甚至曾經當面指著王紹洪呵斥道“你算什么東西”。
有了這樣的背景，徐鐵成對令其他軍政大佬膽寒的情報處處長段逸農不買賬也沒有什么可奇怪的。
不過呢，徐鐵成對情報處、對段逸農不買賬，卻并不是恃寵而驕，而是起源于他與段逸農之間的一段公案。
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也就是1933年6月，在徐鐵成還在領袖常校長身邊擔任侍從室侍衛長的時候，段逸農征得領袖常校長同意，在侍從室下面成立了一個偵察班、一個警衛班，每個班都是15個人，30人均由情報處抽調，專事“護衛領袖安全”的工作。
段逸農搞的偵察、警衛兩個班，用現在的話說，屬于“雙重領導”，在業務上，服從于侍衛長徐鐵成的指揮。但在編制上，人員仍隸屬于情報處，工資也從情報處領，只是從侍從室領點津貼、補助、服裝費什么的，基本上相當于段逸農給侍從室義務打工。
但是在段逸農來說，當然不會干賠本的買賣，之所以這樣做，第一，保衛領袖常校長的安全，本就是情報處處的職責；第二，侍從室位置重要，在常校長身邊安上自己的人，隨時報告消息，心里踏實。
因此，段逸農不但白干活，而且精英盡出，派去的基本都是黃埔軍校的同學和“浙警”正科畢業、又經杭訓班訓練出來的精銳，也就是林江北的師兄了。
與此同時，段逸農征得徐鐵成的同意，還從特務處推薦了三個軍校同學作為正式的“侍衛官”。這三個侍衛官與偵察班、警衛班一起，成了常校長內外圍都有警衛的生力軍，這樣段逸農不但達成了護衛常校長的夙愿，又有忠貞有為的干部，日夜隨侍保護常校長之安全。”
這樣一來，段逸農是合適了，但從派過去那些偵察班和警衛班的人員的角度看，就十分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