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經司法審判的嫌疑人死在看守所，放到任何時代都是大事，何況毛森抓來的這些人，未辦理任何法律手續，從法理上講，屬于“非法拘禁”，一旦日本人知道了，要引起大糾紛。如今不明不白地死了一個，那還得了？毛森聽了大驚，“立刻放下飯碗趕往”。
到了泥鰍巷，毛森查看死者情形，“見死者指甲、口唇都發黑，口、鼻皆出血”。毛森也是浙江警校畢業生，學過法醫，一看便知系中毒死亡。同時，毛又聽到“樓上樓下呻吟聲音”，不一會兒，看守報告，又有一人死亡。
毛森說：“我三步并兩步，跑到樓上，見與第一死者癥狀相同。不久，樓下看守員又叫起來；另有一人死去。沒有多少時間，先后相繼死亡三人。”
毛森“環視各看守員”，都驚慌失措；只有鄭沅，“陰陽怪氣，面有得色”。
鄭沅有個毛病，喜歡用“私刑”——凡是他認為罪大惡極，同時又因政治或法律上的窒礙，有可能逃脫懲罰的，他“多就地秘密處決”。毛森早就知道他這特殊愛好，曾“再三對其警誡”。
這時，毛森斷定“鄭下毒手”，即對他大罵：“鄭沅！你搗什么鬼？這樣做如何得了？”
鄭沅“很悠閑”地說：“他們傳染時疫病而死的嘛！關我什么事？”
毛森聽了，“大罵叱責”說：“這樣厲害的時疫病，你還敢在這里嗎？你不要騙我，我是學警察的！我懂得法醫，這明明是中毒現象！你趕快說，怎么把他們弄死的？”
這時，鄭沅“慢吞吞”地說：“這班家伙，都是侵華的先鋒！好不容易被我們捉到，將來被引渡回去，還不是干得更兇一點？尚留他們作什么？”
毛森“頓足叫苦”地罵道：“你為什么這樣狂妄胡為？日本人正到處惹是生非，找尋借口；這事被他們知道，日軍立即登陸福州。我陪你送了這條命事小，貽誤國家事大！現在怎么辦？”
接著，毛森令鄭沅講出“毒死犯人經過”，鄭沅“拿出一碗用牛奶沖的草，有筷子粗細，切成寸寸，并說明是什么草。具什么毒性”。
毛森說：“我被氣得半死。乃將鄭沅關在房里”。同時，毛向特務處和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都做了匯報，但沒敢講實話，只說“據看守員報稱，系染時疫死亡”。
毛森回憶說，陳儀聽了，神色“頗不安”，他說：“日本總領事曾向我查詢過兩次，問這些人的下落；我回答他已飭屬調查。”
接著，陳儀指示說：“速買大量冰塊，將各尸體凍住，將來勢必請中立國醫生解剖檢驗。”
因當時正值盛夏，毛森“只好專派幾人不斷的買冰”。
接著，特務處回電：認為“可能是看守員被日人收買，暗中下毒，制造侵華借口，猶如藏本事件”。并告毛森：“中央已派軍法官專機來閩，辦理此案。”
不久，特務處的軍法官趕到福州，毛森只好實話實說，經向鄭沅了解情況，雙方商量對策，“認為對外絕對不能稍漏風聲，亦不能請中立國驗尸”。
接著，毛森又找陳儀，“向陳儀報告實情，請其對日方暫仍否認拘捕這些人。”
毛森說，那些天中，“大家彷徨無策，只好等待事態發展。”
恰在此時，七七事變爆發，接著“八一三”抗戰開始，中日全面開戰，彼此已成敵國，無須再有任何顧忌。毛森說：“這時，我們重負頓釋，把這批尸體，草草埋了；對鄭沅也不再追究。”
這一番突然的變故，使鄭沅不但無罪，反而有功。據毛森回憶，鄭出獄后，曾“得意洋洋”地說：“我把這批侵華的先鋒干掉，所以福州、廈門，很遲才淪陷。而且大家都不敢做漢奸，沒有人幫助日本鬼子組織維持會。”
連勾結日本人的海盜死了，都可能造成重大的后果，更別說是直接沖進日租界的日本商行，和日本人發生槍戰了。
我在這里解釋這些，并不是長別人的志氣，滅自家的威風，實在是當時大背景就是如此，國力孱弱，不敢給日本人輕啟戰端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