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那從外地遷移來的移民，很少主動上報戶籍的，周邊大戶也往往想盡辦法隱瞞人口數。
事實上明廷也有清查人口和丈量田畝，甚至在都是規矩定例，但事在人為，本來是朝廷約束地方的規則法度卻成為了地方官吏們發財致富的捷徑。
白花花的銀子一塞，十畝水田就變三五畝旱地了，家里十口壯勞力就成五口之家。只要注意了分寸，把握住老爺們的底線——人口田籍毫無征兆的全都大減的話，會影響到官老爺們的考績的。
但這雙邊只要達成無言的默契，那一切就盡在不言中了。
甚至于后世關于大明朝的稅賦史書中還有一段趣事：洪武年時明廷一年可以收到三千多萬石的稅糧，有一年最多收到了三千兩百萬。朱元璋很開心，覺得如此多糧秣已經他朱家的大明朝已經足夠用了。就下達了一個類似于康麻子永不加賦的規定，規定說以后就按這個標準來收稅，每年征收稅糧不超過三千三，這樣老百姓的負擔不會太重。
朱元璋這是對讀書人太狠辣了，殺得讀書人都怕他，怨他，恨他。自然就也沒有人來吹捧他了，看人家康麻子是怎么收馬屁的？
然而事實證明朱洪武太天真了。因為他說的這個標準后來基本就沒能達到過，除了和老爹一樣彪悍的永樂大帝外，之后的大明歷代皇帝，每年能達到兩千七百萬這個標準就非常高興了，到萬歷年間只剩下兩千五百多萬，于是萬歷三大征就花光了明廷的國庫……
輪到崇禎這個倒霉孩子繼位，讀書人都說是他收稅收多了才導致農民起義的，是遼餉等三餉太殘民害民了。可實際上呢？
崇禎帝這倒霉娃娃，坐到一個爛攤子上，偏又沒本事另造河山，如是就只能混成亡國之君了。
這大明朝的基層已經全爛透了，大明朝不是沒錢，但這錢卻收不到皇帝的手中。崇禎皇帝掛在那棵著名的歪脖子樹上嚎啕大哭：“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
雖然太片面了一些，可以大明官員的表現來看，倒也不是完全沒道理。
不管是郭尚友還是曾櫻，他們是都沒膽量挑戰這社會的潛規則的。然而兩個對大明還有些忠誠的人卻很樂意看到那些士紳們遭殃，接受一些教訓。
他們是不敢‘得罪’了讀書人，可人鄭芝龍早就破罐破摔了。人家很快就要在海外稱孤道寡了，他才不會甩那些無恥的士紳呢。
看這段日子里鄭芝龍的舉動，那叫一個‘殘暴’。在登萊士人眼里，鄭芝龍都能與焚書坑儒的秦始皇一較高低了。
所以，曾櫻也好，郭尚友也好，聽聞了消息之后全都哈哈大笑。同時也跟之前鄭芝龍使人收田時候的拒絕一樣，再次拒絕了早上門來哭訴的諸多士紳朋友。
大明朝的稅收制度秉承唐宋習慣，采用兩稅制。一年收兩次稅：夏糧和秋糧。理論上是只收米麥糧食的，稱為‘本色’，不過實際操作中也允許用銀錢和布匹等——也就是所謂的‘折色’來充抵。
除了要交納糧食外，老百姓每年還應當承擔徭役，就是給官府干活。這些徭役也允許花錢沖抵。尤其是在明朝后期，一條鞭法之后，徭役大都按銀錢折算。所以各地收稅，基本上就是收錢收糧。
但是想要知道士紳家的確切田畝數量，知道內中的田畝分成（是好田是壞田，是水田是旱田），知道他們當年交了幾個子的水淺，那可就是一項極其復雜的大工程了。
不說整個登萊了，光是一個奇山所，那都能叫馮澄世忙的脫不開身。
所以，他們還是要靠原來那些胥吏的，因為只有這些胥吏才知道誰叫該交多少稅又漏了多少的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