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東陽理解劉大夏的堅持，但他作為首輔，且是才上任幾個月的首輔根本不可能去為這種事硬頂弘治皇帝。
接下來幾天，隨著朝堂里的中高級官員逐漸表態，局勢在明眼人看來變得非常的清晰。
這個局勢，并非說贊成設立“樞密院”的朝堂重臣們占多數，恰恰相反，反對者占多數。
比如吏部尚書馬文升就明言：若將武選司、職方司之權歸樞密院，將來若是武臣叛亂，將如何自處？此非長久之策。
再比如儲相王鏊在奏章寫道：此策將重蹈五代之亂。
但是，在明眼人看來越是如此，越顯得反對者其實很“氣虛”。原因就兩點。
第一，張昭近兩年來連續大勝，底氣十足。文臣在軍事上的話語權確實在降低。特別是張昭的大勝，兵部都沒有參與。武器、物資、兵員、糧餉全是自備的，而戰略、戰術文臣們更是外行。
第二，以史為鑒不能只看唐末、五代，還要看到北宋、南宋以文制武的弊端。有宋一朝，經濟是世界級的強國，軍事打得像一坨狗屎一樣。北宋靖康之變后更是滑稽的笑料百出。
所以，這幫文臣們說來說去，理由無非就是設樞密院之后如何限確保武臣們的忠心，不叛變。本質上是士大夫們一直在試圖接管大明的國家權力。
這種心思是根本上不得臺面的。真以為明朝歷代皇帝重用宦官為禍都是傻逼嗎？這是皇權面對士大夫集團壓制的一種“反彈”。平庸如天啟皇帝都知道“九千歲”要重用。
而弘治皇帝有著整個軍方支持，特別是手握雄兵的張昭的支持，他明確的表示意愿，想要將職方司和武選司劃到樞密院中，文臣們是攔不住的。
這是從大的方面去說。而更細微之處是：內閣首輔李東陽，三輔焦芳并沒有反對。
焦閣老還把兒子焦黃中派來給張昭喬遷新居送了一點禮物，明確表示他的態度。張昭是于正月三十日遷居到京西的新秦伯府中。
文官集團有時候是一個整體，但有時候也可以認為是有不同的利益群體。像大禮議時，張璁、桂萼就不賣楊廷和等人的帳，而是和嘉靖皇帝站在一起。
報紙上關于正反雙方的觀點來回爭論、相互攻擊。于正事沒什么幫助，反倒是把各自的報紙銷量都提上去。
弘治十七年的開年大戲并非浪得虛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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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一的傍晚，翰林學士王華散衙之后到張昭的新府邸中拜訪。明面上的理由自然是恭賀張昭喬遷新居。而實際上他的來訪也是代表著一批人的疑慮。
張昭在庭院里一處景色秀麗的小軒中招待他。月影落在碧瓦上、芙蓉花圃。仆人們上酒菜之后退了下去。
張昭微笑著伸手邀請道：“這是新筍，滑嫩可口。我是真沒想到會是伯父來訪。”
王華穿著灰色的直裰，頭戴四方平定巾，典型的明代讀書人裝束。臉型略消瘦，頜下一縷長須，苦笑著道：“伯安都在遼東帶兵，不是我來還會是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