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日，在京中輿論場關于“揚州愛情故事”而減弱時。一則新的消息重新激起輿論場的興趣、高-潮。
遵化縣令汪偉毅在論道報上投稿，點名怒罵張昭唆使魏國公徐俌上書改革江南衛所，實則為架空兵部，實乃國之蠹蟲，理當萬人唾罵，以正官場風氣。
實話說，官員指名道姓的罵新秦伯張昭，這在京師的輿論場實在很難有任何的作用。
大明朝的御史們早就在這么干。他們不是在報紙上罵，而是直接上書彈劾。
大明的御史就是這么尿性。誰當紅就罵誰？日后的萬歷張相公執政時，一樣有御史罵他！
這不能僅僅用御史們有業績壓力來解釋，更多的是一種“叛逆”的文人精神。
說的好聽點叫做“不盲從”，“有獨立的思考能力、精神”，說的不好聽點就是“文人相輕，眼紅，博名聲”。
這件事的“爆點”在哪里？在于遵化縣令汪正堂在北直隸官場，公認的是張昭的人！
弘治十五年，張昭整合薊鎮軍，連帶著把遵化縣的韓家給里清理。汪知縣就是那時和張昭認識，因禍得福，反而因辦事能力不錯，得到張昭的欣賞。
早就有傳聞，汪大令可能會在任期滿之后，前往遼東任職。也就是張昭的岳父王承裕手下干活。這種兩榜進士出身的官員，在張昭這個體系內其實很受重視的，要靠他們“卡位”啊！
然而，這樣的一個人，卻是“背叛”張昭，這難道不應該讓人感興趣嗎？
京師的報紙迅速的動起來。刊登各種文章，挖掘各種內幕。
街頭巷尾都在議論此事，很輕松的又把“熱度”接過去。
初十的下午，劉大夏剛進宮面圣，向弘治皇帝匯報前段處理災民的結果。
弘治皇帝和劉大夏都很默契的沒有去談論張昭這個話題，只是正常的君臣交流。弘治皇帝要倚重劉大夏辦理政務。而劉大夏也知道天子會偏袒張昭。
他剛回兵部，手下的郎官，左膀右臂之一，兵部武選司郎中伍庸進來進言，“老大人，如今輿論態勢又起變化。但變中有機，可以往樞密院和兵部職權重疊的方向引導，為兵部爭權啊！”
劉大夏雖說是名臣做派，不搞結黨營私那一套，但是總有幾個“體己人”。
兵部武選司郎中伍庸進此時已經向劉大夏靠攏，成為其信任的郎官。他和張昭認識的那點交情自然是丟掉。
劉大夏琢磨了一下，道：“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伍庸道：“老大人，樞密院在收權，如今把江南衛所改革，兵部職權基本喪失，難道我兵部同仁不該問一問：要兵部何用？值此之時，廟堂、士林之中有識之士正對張昭反感，八成還有機會。”
“有識之士”對張昭有惡感，原因自然是因為張昭準備動“生員”的特權，這豈能不讓讀書人中的精英反感他？
劉大夏微微點頭，指示道：“此事你去辦。”
兵部的職權，不能在他手上沒有。雖然軍事他是不管的，但他終究是要爭一爭。
伍庸領命而去。
第二天，就有兵部員外郎在報紙上發文，要求朝廷厘清兵部的職權。一點權力都不給，那要兵部做什么？
用詞非常犀利，大有哀兵之勢。
輿論風潮再略微改變。在這種情況下，連續奔馳五日的錢寧快馬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