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種壟斷目前來說肯定比目前嚴重的土地兼并好處大的多，但凡一個皇帝能給百姓一口維持生存的基本食物，給他們更好生活的一線希望，都不會有造反的，哪怕有，也是野心家小范圍的煽動蠱惑，無法形成燎原之勢。
攤丁入畝的政策還需要時間去完成，朱慈烺思考良久，決定邁出第二步，收取商稅！
在宋朝和晚晴時期，商稅一直占據著國家財政收入的七成以上，而明朝自宣德到萬歷年間，商稅比例只占了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崇禎年間直接不收了。
宋代天禧年間的專賣和商稅總額為兩千一百萬兩，而明朝宣德年間的總和為二百萬兩，其中還包括了一百二十五萬兩的鹽稅，單論商稅差距更大。
無論是鹽、酒、茶的專賣，還是商稅，兩個朝代都存在巨大的差距，當然了，并非是明朝商業不如宋朝，而是稅率太低，也不重視商稅。
宋朝的酒價遠高于明朝，酒價一斤20文，而明朝只有一斤5文，這還只是兩者前期的酒價，差異還不明顯。到了中后期，宋朝的酒價超過100文/斤，是明朝的10倍。（宋、明兩朝“斤”的差異較小）
宋朝酒業是國家專賣，酒業利潤全歸國家，而酒的利潤率非常高，20文酒錢中，12文的利潤給了國家，相當于60%的隱含稅率，而明朝征收三十稅一的商稅，因此差了18倍。
宋朝每斤酒要交12文的稅錢，而明朝只需繳納0.17文，兩者差了72倍，加上明朝的酒稅歸地方征收，存在大量貪污受賄、逃稅漏稅的情況，這樣導致了宋朝的酒稅一年能收一千萬兩，明朝只收了五萬兩。
大明在國土面積、人口、耕地三方面都是宋朝時的兩倍以上，商業方面絲毫不弱于宋朝，然而商稅差距卻差了幾十倍。
鹽、酒、茶都是特殊商品，宋、明兩個朝代執行不同的征稅政策，造成了巨大差距，其實說明不了什么，三種商品的利益都在民間，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把利益收到朝廷手中罷了。
大明的稅率是宋朝的八分之一，卻仍然遭百官痛罵，真是厚顏無恥啊！
唐、宋、元、清四個朝代的農業稅率大約都在百分之七左右，而明朝的農業稅率卻始終保持在百分之四以下，明末時甚至低于百分之二，如洪武初年的農業稅為每畝交兩斗到四斗，后又減少至每畝交一斗，也就是十公斤左右，可謂在歷朝歷代斗是非常之低了。
即便是如此低的稅賦，朝廷也常常不能保質保量完成，隨著明朝中后期，以皇族、王公、勛戚、官員為代表的大地主階層大肆兼并農民土地，大量農民從土地流失，而大地主階層又利用手中特權，千方百計少交稅甚至不交稅。
隨著人口和田地的增加，朝廷的稅收收入竟然不增反降，而國家的財政支出卻在不斷攀升，朝廷很快就陷入了入不敷出的財政困局。
大明幾代皇帝不愿通過增加農民負擔增加稅賦，就只好在商業稅上有所作為，結果招來了文官們的大肆攻擊，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商稅更是三十稅一，然而真正收上來的卻是越來越少。
文官集團大多是地主兼任工商業者，他們逐漸淪為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代言人，正是在他們的極力“建議”之下，萬歷皇帝只得將商業稅率降低至了百分之一點五，即便這樣依然遭到大規模的抗稅抵制。
朱慈烺既然決定重收商稅，便打算一剛到底，索性直接按十抽一的稅率來收。
第二日，朱慈烺下令：自十月十八日起，每年四十兩營業額以上的商貿進行十抽一，大小商賈一個月內主動報稅，逾期不報者，罰款三倍！罰款由各地駐軍強行征收！”
朱慈烺將崇禎當初送來的四個太監任命為鎮守太監，分派到江南商業最繁榮的幾個地方收取商稅。
朱慈烺一直不信任這四個小太監，此時用他們去收稅，一是考驗，二是讓他們拉仇恨。
萬歷皇帝曾經派過鎮守太監在江南收商稅，結果被當地人暴力抗稅給干死了。
朱慈烺眼下很缺錢，若是再遇到暴力抗稅打死稅監這種情況，最好不過了，直接來個武裝討稅就完事了。
萬歷皇帝和天啟皇帝不敢干的事，他朱慈烺頭鐵，就是敢干，盡管讓暴風雨來的更猛烈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