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吃了李可灼的“仙丹”后，泰昌帝的病好似一下子被驅走了一半。兩天來，他除了時常坐在龍案前養神外，居然還有兩次走出了殿門。
三天前在皇上的催逼下，方從哲引李可灼進宮獻藥，雖然當時就收到了效果，但憑他多年的閱歷，總覺得這似乎是心理作用所致，并不一定是藥的神效。
當天回到府中后，就有幾位心腹幕僚前來打聽情況，他們都勸方從哲不要再引李可灼進宮。尤其是太醫院的幾位太醫異口同聲否定“仙丹”的作用，他們表示，如果首輔再引人送什么“仙丹”，他們就集體辭官了。
其實方從哲也很想阻止，不過他卻是毫無辦法可言。
第三天一早，也就是九月二十五日一大早，泰昌帝就派人催仙藥，并發下圣諭，如果內閣阻攔進藥，就以抗旨欺君論處。方從哲這才無可奈何地將李可灼召到內閣，再三叮問，李可灼力保仙丹有神效后，方從哲這才拉上韓火廣一同陪李可灼進宮。
進了宮，李可灼看泰昌帝服罷藥，跪請他上床休息，泰昌帝卻不在乎地擺了擺手說：“用不著，朕今天精神很好，李愛卿獻藥有功，來日定當封賞。”
不過，他這個諾言是做不到了，九月二十六日五更，本來已經康復了的泰昌帝，服了一粒并非御醫進呈的紅丸，在夜里猝然死去。
聽到泰昌帝駕崩的消息，方從哲已預料到明早就會有無數指劾他的奏本飛進來，弄不好很可能被扣上一頂“弒君”的帽子。
按明朝舊例，皇帝駕崩，遺詔需由內閣首輔代擬。方從哲想來想去，覺得只有利用擬遺詔的機會，申明服用紅丸是皇帝自己的意見，把責任一股腦推到大行皇帝身上才算上策。
果不出方從哲所料，泰昌帝的暴卒引起了整個朝廷的注意，要追查皇帝死因的奏折兩天之內就達數百件。其中有的奏本已經公開指出，給泰昌帝服瀉藥的內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鄭貴妃屬下任職，后來才由鄭貴妃轉薦給泰昌帝。崔文升竟敢用瀉藥摧殘先皇，其背后必有人指使。
于是方從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閣臣同意，頒布了由他親筆起草的遺詔。遺詔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獎李可灼，并詔賜銀幣。遺詔一下，群情鼎沸，朝臣們都知道遺詔出自首輔之手，無形中更把方從哲與紅丸案緊密聯系在一起了。
十月中旬，追查“紅丸案”的呼聲達到最**，禮部尚書孫慎行和左都御史鄒元標上了兩道令人矚目的奏疏，孫慎行指出：“從哲縱無弒君之心，卻有弒君之罪。欲辭弒之名，難免弒之實。”這給追查“紅丸案”元兇定了基調。
方從哲思來想去，他寫了一道很長的奏本，一面仔細為自己辯解，一面十分誠懇地提出了退隱的要求。方從哲奏本遞上去不到十天，天啟皇帝的批準諭旨就下來了。十一月初，這位執政八年的老臣，離開了京城。
而就在方從哲離開京城時，遠在西南的黎安明也終于收到了泰昌帝朱常洛駕崩的消息以及天啟帝朱由校登基的行文。同時而來的，還有朝廷同意奢崇明、安位等土司援遼的請旨。
這次黎文海沒有安排大操大辦，而是就在府署設了一個靈堂，用的幾乎還是上次的物品。
泰昌帝的消息，除了上層官員外，底層百姓幾乎無從得知，所以也就沒必要大操大辦。
自從收到消息后，黎安明對祭奠的事毫不關心，幾乎每天一有時間他就在自己小院的躺椅上躺著，此時的他全身心的看著朝廷下發的同意西南土司援遼的請旨，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