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現存17—19世紀的地方志書，有17種提到這個節日。除掉志書常見的按舊志重復抄錄的4種，可以讀到13條不同的記載。我們按材料出現時間，把這些文獻記載抄錄在下面。
中元祀先，以楮作五色綺繡之狀焚之，云為做衣裳。為盂蘭會，老僧于黃昏后登壇作法撒物食羹飯，謂之普施。[齊翀《（乾隆）南澳志》卷10“歲時”，1783年刻本。]
1819年（嘉慶二十四年），《潮陽縣志》記載：
中元祀先。諸寺先期醵金作盂蘭盆會。近且鄉族之間，因而醵金，施孤演戲，數日之費，或累千金，士民往觀，絡繹于道。[唐文藻：《（嘉慶）潮陽縣志》卷10“風俗”，1819年刻本。]
1884年（光緒十年），《潮陽縣志》記載：
中元作盂蘭盆會，曰施孤。[周恒重：《（光緒）潮陽縣志》卷11“風俗”，1884年刻本。]
1888年（光緒十四年），《海陽縣志》記載：
七月賽盂蘭會，謂之施孤，又曰普度。中元家設祭，各掛冥錢于門焚之。[盧蔚猷《（光緒）海陽縣志》卷“風俗”，1888年刻本，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掃描縮印，2001年。]
在17世紀的地方志書記載中，中元節的節日活動，主要的禮儀形式圍繞著祭祀祖先進行。這個節日祭祀祖先，要比其他一些節日隆重。有個家人盛裝拱立門前，恭候祖先神靈到來的儀式。祭品多用應時蔬果、日常飲食，但其中一定要準備好楮衣。或者是因為七月暑盡，季節更換，必須讓祖先更衣防寒。這種在“七月半”為祖先“做衣裳”的習俗，一直沿襲到18世紀以后。在這些記載中，只有到1687年，《潮陽縣志》才讓我們看到佛教的影響；同一年修撰的《饒平縣志》甚至很明確地指出這是一個道教的節日。這與同一時段佛教信仰在潮州民間社會的流行情況顯然不符，需要做一點更加具體的討論。
首先當然要注意的地方志編纂者的立場。1572年（隆慶六年）林大春撰寫《潮陽縣志》，在“壇廟志”的按語中，述說他為什么要在記載國家奉祀的壇廟之后，還記錄大量廢棄的佛道寺觀：
然則，又何以書廢寺也？曰，寺院之興，佛老之教也。佛教之熾，圣道之衰也。故不書存而書廢者，見孔子之道明，而佛老之教息也。夫佛老之教息，而孔子之道于是乎益明矣。又安得不幸而書之。[林大春《（隆慶）潮陽縣志》卷10“壇廟志”，1572年刻本，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掃描縮印，2005年。]
這段話很典型地反映了參與地方志書編寫的、堅持儒家立場的士大夫的思想。其實，佛教在當時潮州民間社會的流行，從按語中“不書存而書廢”這一句話還是讀得出來的。林大春生活在16世紀，[關于林大春，可參閱陳春聲：《明末東南沿海社會重建與鄉紳之角色——以林大春與潮州雙忠公信仰的關系為中心》，《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2002年第4期]作為一位在晚明非常有影響的潮州士大夫，他這種尊儒排佛的思想，也可能影響到下一個世紀的地方志編纂。
但是情況并非如此簡單。實際上，17世紀幾種地方志書的編纂者，對待佛道的態度與林大春有很大的差別。這可以通過他們對佛道寺觀的記載觀察到。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