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說，這幫士大夫之所以能‘不為五斗米折腰’，根本不是因為道德高尚。狗日的剝削階級，哪怕滿嘴仁義道德，也改不了一肚子男盜女娼。
只是因為他們都是剝削階級，所以廣有家業，根本不指著做官那點俸祿罷了……張四維的例子雖然極端，但趙昊這么多年來，還沒見過一個出身貧寒的進士呢。
這并不奇怪，在階級業已固化的當下，大明早已是寒門無貴子了。說考中進士的盡是大戶人家的子弟固然絕對了點，可十之**確實如此。
就算是天賦異稟的貧寒士子，考中了進士后，也會很快如那‘范進中舉’一般，帶領整個家庭實現階級躍遷——會有數不清的田產投獻到他名下，僅此一項收入就遠超那點兒俸祿了。
說白了，明朝士大夫稀罕的只是進士頭銜帶來的特權，清貴的官職帶來的地位，所以才會表現的那么強項，那么視自己的一官半職如浮云。
至于辮子朝為什么會翻過來呢？是因為老四搞了‘攤丁入畝’、‘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和‘火耗歸公’……廢除了官員和士紳的特權，又讓地方官貪污合法化，以至于‘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此消彼長間，官員們自然熱衷于外放，好大撈特撈，撈不夠本決計不肯輕易辭官了……
所以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自古至今，概莫如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實乃顛破不滅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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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官員稱病逃避外放。高拱于正月廿八日奏陳，‘今后兩京官陛遷外任以疾乞休者，俱予致仕，不許病愈起用。有規避者即降級改用，敢違抗不赴者除名閑住。外官稱病乞休者，必其事情迫切，始為代請。其奏薦起用病愈官員，須由撫按官考核裁酌，不得徇私濫舉。’
隆慶皇帝自然無所不從，當即應允。
這下逃都沒地兒逃了，徹底要了親命了……官員們只好委委屈屈的收拾好行裝，在同僚們同情的目光中，不情不愿的離京上任去了。
其中得到最大同情的，居然是遠在昆山的趙二爺。
這很好理解，以趙二爺堂堂狀元，從六品的翰林修撰，正常是根本不該外放的。更別說外放知縣了，那是很嚴重的貶斥。他于人生得意時直墜谷底，卻沒有氣餒，也沒有躺平任擼，反而勵精圖治，在昆山縣干出了一番驚天動地的成績來。
這充分展現出了士大夫‘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的寵辱不驚，為趙二爺贏得了極高的聲譽。
何況他還是東廠太監認證過的‘鐵尻狀元’。皇帝也不待見他，居然不許他這個連續三年卓異第一的官員朝覲，而且還把他發配到潮州那種險惡之地當佐貳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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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不公疊加在一起，士林能不同情他嗎？簡直要沉痛哀悼了好不好。甚至有人去趙家巷當街一哭，搞得趙昊兄弟大為光火。我們爺爺還沒死呢，急著哭什么喪啊？
不過無論如何，經此一番，趙二爺如今在士林中的聲譽，可謂如日中天，說一聲名滿天下也不為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