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文斌，你來做一助。本地醫院的醫生在嗎？”
“器械都拿出來試一下。”
“手術臺調高一點，給余媛多拿幾條踩腳凳準備著。”
凌然的命令一條條的發出，主要是針對手術室的。
做飛刀從來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從小的方面來說，做飛刀等于主動降低了自己的容錯率，或者說，增加了自己的責任和義務。
在本醫院內的正常手術，出現正常的疏漏，雖然也很麻煩，但補救的措施和渠道是相對較多的。飛刀則不同，許多時候，做飛刀的醫生就是最后責任人了。
就中間的難度來說，但凡做飛刀的醫生，獨立的完成手術是必須的，能夠部分或者獨立的完成補救手術，也是必須的。
而最大的難度，則是適應不同的醫院和環境，尤其要適應不同醫院的人員。
大部分的醫生不能去飛刀，都是難在了最后階段。尤其是要適應人員，并不是那么輕松的。自己科室的小醫生想罵就罵，哪怕罵成狗都得汪汪的繼續做手術。但在別人家醫院，你就摸不準對方是什么脾氣了。
所以，一般的醫生飛刀，一方面要去熟悉的醫院，另一方面，還要去自己輻射范圍內的醫院。這也是為什么京城的醫生飛刀最多，而滬市的醫生則往往局限于東南沿海地區飛刀。在這其中，權力也變成了頗為重要的一環。
然而，來到國外做飛刀，所有來自于國內的權力都是很難發揮作用的，對醫生的技術和適應力，更是提出了極高的要求。
像是很多類似的國際醫生那樣，凌然出行都是直接帶團隊，就是為了將配合間的因素降低。
國內的飛刀醫生類似他這樣干的是極少的，一方面是組織起來費力，最重要的一點，是大部分的飛刀醫生都不愿意分錢給底下的小醫生。
凌然也是飛刀價格足夠高，每次的手術數量足夠多，又沒有充分的動力提高飛刀價格，才對團隊成本無感的。換成是普通一點的飛刀醫生，一次飛刀的價格就是大幾千，或者初過萬的標準，加上往來的高鐵或者機票，另一方單次手術需要負擔的成本不超過一萬五千元。
就算每趟做上兩三臺手術，對于一周飛刀一次的高年資醫生來說，也是善財難舍。
帶一個團隊說貴不貴，但若是算上往來的交通和食宿，再加上三五不時的獎金等費用，那還不如去當地醫院找人配合呢，畢竟是不花錢的。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能帶著團隊出來做飛刀的，也可以說是無弱者了。
昌西省境內的醫院，會被凌然當做后花園，團隊的價值也不容忽視。隨便哪一個醫院的肝膽科主任，只要見到或者聽說凌然是帶著四人團五人團出現的，那就像是車友看到法拉利，嫖友看到一字馬，表友看到理查德米勒，總得正眼瞅一瞅人家的。
曼谷醫院里大大小小的醫生，如今也不得不正眼看著凌然，各自神態凝重。
“將近3000例的肝切除手術？”
“應該不可能是造假了，我詢問了幾個朋友，都有提到中國的凌。”
“他自己還有開發一種變異的術式，專門針對高齡的早期癌癥的。”
“還很年輕吧，還是亞洲人看不出年齡來？”
“聽說不到30歲！”
幾名醫生低聲說著話，也沒有特別避諱的意思。
本來就是互不統屬的關系，尤其是競爭主刀失敗以后，眾人留下來的理由，無非就是想看看凌然的技術，若有可能的話，再一起吐槽吐槽，另外，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大家還等著病人家屬結賬呢。
病人家屬也只是站著聽，他們拖著不結賬，一方面是想讓過來的醫生做備胎，另一方面，其實也是存著一些獲取信息的需求。
今天的手術對家屬雖然是開放的，但就算攝像頭的角度再好，家屬該看不懂的地方，一樣是看不懂的，那唯一的辦法，也就是希望在場的醫生，能提出相左的意見了。
對決策者來說，意見正確不正確是一回事，能多點信息和選擇空間，還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隨著手術的進行，外行人想象中的意見并沒有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