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對朱翊镠是越來越信任了，但不可否認的是，馮保對朱翊镠也越來越好奇，甚至感到迷惑了。
有誰不怕言官？
皇帝和首輔都怕呢。
在明代，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組成。
大部分言官品秩都不高，或者說很低，但其政治地位極為突出。
比方說：六科的掌印長官都給事中不過是正七品，另有給事中（從七品）若干，各科人數不盡相同，但六科給事中的權力卻大得驚人。
因為明代六科給事中不隸屬于其他單位，而是一個獨立的機構，他們代天子以察百事（但凡言官，都有代皇帝巡視地方的權利和職責），由于給事中分掌六部，故稱之為六科給事中。
六科給事中有“封駁”權：即輔助皇帝處理奏章的權利；有“科抄”或“科參”權：即稽察六部事務的權利；有“注銷”權：指圣旨與奏章每日歸附科籍，每五日送內閣備案，執行機關在指定時限內奉旨處理政務，由六科核查后五日一注銷。
因為身份特殊、權力重大，所以言官的品秩盡管都不過六七品，但享受的待遇卻是正四品，例朝時也是站在靠近皇帝的地方。
明朝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始，便從制度上賦予了言官廣泛而重大的職權，其中尤為人們所關注的是規諫皇帝、左右言路、彈劾糾察百司與百官，巡視按察地方吏治等。
大凡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大小衙門，從皇帝到百官，從國家大事到社會生活，都在言官的監察和言事范圍。所以，明代言官在整個社會形態中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威懾力量。
在中國古代社會，統治者為了有效地監察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都十分重視對監察機構與監察制度的建設。
而在這方面，明朝所建立的監察制度與組織機構可以說是最為完善的，由此形成的明代言官群體也十分獨特。按明制，這個群體總人數一般保持在兩百人左右，為歷代之最。
另一方面，統治者既然把特權賦予言官，也就會對言官的政治素質提出特別的要求。
如宋朝司馬光曾就專門說過選擇言官的標準：“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
由此可見，統治者對言官的道德品性及政治素質的要求是非常苛嚴的。
從明代選用言官的情形看，有幾條最基本的要求：一是“必國而忘家，忠而忘身”；二是必正派剛敢言；三是必學識突出，既通曉朝廷各方政務，又博涉古今。
除此之外，還須具備一定的仕途經歷，歷練穩重；甚至對年齡、出身以及文章、詞辯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體的要求。
因為權利大，身份特殊，人選要求又嚴格，所以明朝的言官在政治舞臺上確實也聲名赫赫，在諸多重大問題上都做出過震撼人心的舉動，尤其對皇帝的規諫最為突出。
如嘉靖皇帝沉溺于齋醮青詞荒廢政事，御史楊爵痛心疾首，上書極諫，被下詔獄，備受酷刑，數次昏死，仍泰然處之。其他言官得知后冒死聲援，也付出了血的代價。
由于言官對于皇帝的德行非常關注，那些游戲國事、昏庸不振、生活奢靡、長期怠政的皇帝就經常遭到言官的批評諫諍，以致于皇帝對言官也都忌憚三分。
再比如：萬歷皇帝一日在宮里演戲嬉樂，忽聞巡城御史呵呼聲，當即停止，問為什么呢？他說：“朕畏御史（都察院）。”
監督、制約皇帝與朝中重臣是明代言官的主要職責。
從明代的歷史看，內閣首輔無一沒有受到言官的彈劾和抨擊，其中大部分首輔都是在言官的輿論攻勢中倒下政壇或離開要職的。
最突出的史例是，在嚴嵩專權亂政的二十年間，言官從未停歇過對嚴嵩父子的斗爭。雖然言官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重則被殺害，輕則受杖責、遭流放，但仍然彈劾不止，終使嚴嵩父子得到應有的下場。
所以在明一朝，當官兒的，甭管是皇帝、王爺、首輔，還是朝中各級大臣，幾乎沒有一個不怕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