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陛下有何良策？”
這已是申時行第二次問了。
土司制度存在弊端他很清楚，此刻他與許國只想知道解決的辦法。
“朕有一個大致的方向。”
朱翊镠雖然做了大明的皇帝，可對這個敏感的問題也十分謹慎。
他緩緩言道：“首先，逐步試著推行改土歸流，部分且合理地取消土司世襲制度﹐設立府、州﹑縣﹐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進行管理。”
朱翊镠的措辭也都很謹慎。
其實，為了解決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據的積弊，自明朝中葉開始，朝廷就已經在醞釀解決這個問題，因而到了萬歷年間“改土歸流”的提法并不新鮮。
當時（也包括后來的清朝），改土歸流一般采取兩種辦法。
一是從上而下，先改土府，后改土州；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時機進行，比如有土司絕嗣后繼無人或宗族爭襲，派流官接任；有土司之間互相仇殺被平定之后，派流官接任；有土司犯罪或反朝廷被鎮壓后以罪革職，改流官充任；有向朝廷申請“改土歸流”時，朝廷以從民意革除土司世襲改為流官……
改土歸流是土官與封建王朝的矛盾日益尖銳的情況下產生的。
這個矛盾，自唐、宋以來就長期存在，一直沒能得到很好的解決。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土司制度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的需求。
加上廣大人民不斷的反抗斗爭，又動搖了土司制度的統治。
與此同時，土官日益與封建王朝鬧對立，反對封建王朝對它的管轄。這種有損于國家統一的行為，放在任何朝代都是不能容忍的，只是有沒有能力去解決國家實力允許不允許。
“眼下大明的實力允許嗎？”申時行與許國聽了不禁暗自問道。
答案無疑是否定的。
在他們眼里，眼下的大明還真不具備這個實力，況且土司制度也不能一刀切全部廢除——這不現實。
少數民族不是分布于某一局部，而是廣泛分布于云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湖南湖北……還有西邊、西北、東北，尤其東北西北的問題都沒解決，又哪有精力與實力解決西南邊？
改土歸流需要國家強大的實力做保障做后盾，否則只會更亂。
好在朱翊镠措辭謹慎，“首先”、“試著”、“部分且合理”。
反正在申時行與許國看來，若僅有改土歸流，他們信心不大。
……
朱翊镠之所以如此謹慎，是因為也不會完全改土歸流。
畢竟土司制度存在了上千年，肯定有其合理的一面。
而且在他看來，土司制度與他將要倡導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銘記歷史，才能展望未來。
土司制度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雖然孕育于不同的歷史環境中，成長在不同的國家體制下，看似兩種毫不相同的制度，其實不能完全割裂。
人類自從誕生以來就是沿著前人的足跡走到了今天。
人類歷史上的任何發明創造也是建立在先人經驗基礎上的。
可以說，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對土司制度的一種“去偽存真、去粗存精”的揚棄與批判。
首先，它們在發揮土官帶頭作用上有接近之處。無論是土司制度還是民族區域自治，都重視土官的帶頭作用，同民族的人還是比較容易接受本民族的官員治理。
其次，自治權在一定意義上也有相似性。兩種制度都是在土官統治的區域內，除臣服中央政權、履行國家的義務外，還享有比較充分的自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