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經過幾輪的博弈，朝中大臣對他這個皇帝的認可程度已經越來越高了，而且也知道他一旦作出決定將很難改變。如果堅決反對，或許會迎來當初劉大元與張彪那尷尬的情形，還是不要出頭為好。
另外有張彪、劉大元吶喊沖鋒，加上內閣幾位成員的加持，此消彼長，反對的聲音自然弱了下來。
況且朱翊镠也確實提供了一個不錯的方向，指明了一條道路。
他們擔心也無非只是擔心朝廷有沒有能力解決好的問題。
總之，就這方案本身反對的大臣很少，都清楚西南邊陲問題急需解決，土司制度的弊端日益凸顯。
這樣，廷議進展十分順利。
廷議上，朱翊镠正式任命許國為欽差大臣，以武英殿大學士的身份，經略云南、貴州、四川三行省，著手西南少數民族的改革。
但在廷議上，朱翊镠并未提及云南大小金川將要叛亂這一節。此情目前只有內閣幾位成員，還有馮保與陳炬他們這幾個人知道。
既然許國馬上要離開京城，那內閣就少了一位成員，朱翊镠決定增加一位閣臣——與申時行也已經溝通過。申時行擬定了幾個備選名單。
朱翊镠一眼認定了王家屏。
因為他記得明朝首輔名單中就有王家屏的名字，所以熟悉。
也知道王家屏是一位非常難得的正義之士，盡管他在歷史上擔任首輔的時間極其短暫，只有六個月，但給當時朝野以及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家屏不貪權武斷，推誠秉公，百司事一無所擾，最后因為立儲問題與萬歷皇帝鬧翻了，辭職回家。
但在朱翊镠的腦海里，最先認識王家屏的卻不是因為這些，而是因為《金瓶梅》的作者之謎。
《金瓶梅》的藝術成就有多高無須贅述，關于它的作者卻一直是個謎。
由于《金瓶梅》這部小說實在是與眾不同，因而有關它的作者到底是誰自然成為人們常年感興趣的熱門話題。
朱翊镠也不例外。
他清楚地記得上一世在山西介休發現了明朝萬歷四十五年的丁巳本《金瓶梅詞話》。
這個版本的“序”介紹說，《金瓶梅》的作者是化名為“蘭陵笑笑生”的一個山東人。盡管“蘭陵笑笑生”使人生疑，但總算有了作者的化名。
至少，在山西介休發現的這個版本為研究《金瓶梅》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提供了另一種說道。
在明代，凡是見過，或藏有《金瓶梅》抄本的人，不是不想知道或沒有注意作者的情況。
而是他們絞盡腦汁也只能記載一些關于作者的捕風捉影的傳說，卻無法得知其詳確的情形。
而且在傳聞中，誰也不曾正式提到過有這么一位“蘭陵笑笑生”。
可見這個“蘭陵笑笑生”在明代萬歷年間的丁巳版本中的突然出現，只能使人想到它是由刊刻者強加上去的，而那個所謂的“序”更有可能是偽托。
眾說紛壇之際，后世一個值得注意的新觀點出現了。
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發現，山西省的《金瓶梅》研究專家也曾提出：《金瓶梅》的作者很有可能是山西省山陰縣人王家屏——也就是朱翊镠很感興趣即將任命的這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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