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若修進一步指出，開發蠶桑產業的好處并不僅僅只是出產絲綢，同時也可以帶動果桑、茶桑、菜桑、竹編、紡織、進出口貿易等等一系列產業的發展，對促進地區的經濟開發將會有非常積極的影響。甚至日后只需絲綢這一樣產品能上得了規模，就足以把整個東亞地區的貿易中心部分轉移到海南島來。
當然了，好處這么多，要開發這個項目也并非沒有困難。在執委們就快要叫囂立刻推廣桑園種植之前，袁若修向大家說明了開發這個產業的幾個主要難點。
第一個便是海南的雨季問題，每年的七到十月都是海南島的雨季，高溫高濕的環境會讓細菌真菌的繁殖速度加快，如果沒有合理的措施，很容易大范圍地爆發蠶病造成減產；第二個問題是海南本地的野外昆蟲多，有些種類同樣會以桑葉作為食物，并且會傳播蠶病，也是隱患之一；第三是本地的民眾毫無養蠶經驗，農業部也嚴重缺乏相關技術人員，要在短期內做大規模的推廣幾乎是不可能辦到的事情；最后一個原因是本地并沒有優良的蠶種，因為這玩意兒無法長期保存，所以穿越前農業部也并沒有攜帶蠶種，只帶了數棵適應海南氣候和地理條件的桑樹過來，要開發這個產業就必須設法從外地引入蠶種，并且需要花時間在本地重新培養出能抗高溫高濕環境的新蠶種才行。
等袁若修把其中的門門道道講清楚，執委們一開始的勁頭已經消散了大半。不管是從大陸地區引進蠶種、在本地搞科研育種、培訓技術人員、在農村大規模推廣，沒有哪一個環節是能在短期內完成的，整個產業從規劃到投產，沒兩三年的工夫恐怕見不到成效。這產業好是好，但只能先列入農業部的開發計劃之中，一步一步地慢慢來。
而大本營的這些情況，都已經通過電報和書信的方式告知了駐廣辦。駐廣辦倒是認為引進蠶種這事不會太難，因為與廣東緊鄰的福建就是自古以來的重要蠶桑產地。當地從南北朝時期就已經有了一定的蠶桑產業規模，到了宋代，絲織業規模已經和四川、江浙起名，成為全國三大絲綢紡織中心之一，而號稱“刺桐城”的泉州因為絲織業發達，在中世紀直接就被不明真相的歐洲人用“刺桐”當作了“緞子”的代名詞，馬可波羅也曾在游記中將泉州港的繁榮程度與亞歷山大港相提并論。
可以說福建當地不管是優良的蠶種，還是絲織業的熟練工人，乃至蠶桑產業鏈的各個環節，都擁有非常豐富的資源。而這個時代同樣也遵循了有錢就好辦事的規律，駐廣辦只要肯出錢，為大本營完成這一任務并不是什么難題，所缺的不過是合適的時機和渠道罷了。
而這個“永豐布行”的出現，倒是正好迎合了駐廣辦眼下的實際需求。施耐德立刻讓何夕寫了約定見面的回帖，然后把于小寶叫了進來，讓他把回帖送到對方那里。
第二天傍晚，“永豐布行”的廣州掌柜果然就坐著小轎來到了位于廣州城外的駐廣辦所在地登門拜訪。之所以選在駐廣辦而不是在廣州城里選一處酒樓飯店，施耐德等人對此也是有所考慮的，這一是秉承著推廣“海漢先進生活方式”的原則，盡可能讓客商直接接觸到駐廣辦想要在大陸推廣的各種商品，比如玻璃餐具、文具、衛浴設備、化工產品，乃至菜肴中所添加的各種勝利港特產的香料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在突出海漢生活方式與大明的不同，而這些不同所體現出的海漢優越性足以吸引大明士紳去模仿，進而達到商品和文化輸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