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興自淶水縣回來后，州衙司法官署和城南軍營兩地來回跑，關于易州四大豪強，蔡家折服、徐家沒落、高家和童家以及走狗西門氏皆被誅三族，雖然高、童、西門的“大逆不道”罪還沒落實，但薛直請了李復幫忙在長安尚書省其中活動，想必用不了多久，這個罪名也就能坐實了。
果然，在華興回到州城的五日之后，經過薛直的親自審問，有王坤、陸乾、鄭霆的口供、人證，有“龍占壽妾，麀為扒灰”的所謂“物證”，又西門慧因為受刑不過，為求早死，而承認的幕后指使是高家、童家、安祿山“罪行”口供，諸般證據齊全，算是徹底將此罪坐實，辦成了“鐵案”。
州縣中沒有擅自執行死刑的權力，薛直隨即上書朝廷，請刑部、大理寺審核、批復，皇帝御筆勾勒。刑部侍郎敬重薛直是薛仁貴的后人，知其忠義正直，批示負責審核的吏員后，自無攔阻之理，痛痛快快地畫了一個“準”。偌大的高家、童家、西門氏，加上被牽連到的門客、親戚、惡友，六百多人的性命就此完結。
滅三族是殺死犯人的三代以內的直系親屬，也就是說犯人如果犯了這樣的一個罪，其和其父親有關系的代人（包含父親的兄弟、姐妹以及父親的其他親屬等等），和自己（兒子）有關系的一代人（自己的兄弟姐妹、妻子、妻子的兄弟姐妹），自己的兒女等等都要被處死。
唐無言來到司法官署找華興：“三姓惡豪今番遭罪，將被族滅，也算是他們咎由自取，但是華兄，此等事可一不可二。為政之道，當在寬柔，不可一味強橫嚴苛，更不能為求私利而給治下之民羅織罪名。要做循吏，萬萬不可做酷吏啊！
他頓了頓：“君解元出身博覽群書，當知凡為酷吏者，縱有一時之快，終難以善終。前漢之郅都、寧成，皆觸律伏法，張湯自殺獄中。本朝近人如武后之來俊臣、周興、丘敦者，雖得一時大用，然皆終不免獲罪身死。《詩經》曰之：‘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君不可不引以為鑒！”
華興知他必是看穿了自家小伎倆，也不分辨，恭謹地垂手應訓。哎，前幾天薛直剛訓斥過，不要殺戮過重。
但實際上華興對此是不以為然的，兩漢的酷吏和武周武則天時期的酷吏是不一樣的，來俊臣、周興這等是又擅殺又貪污受賄；可兩漢時期的則不然，雖然行法嚴苛，動輒殺人上百愈千，如曹操在濟南相任內，各縣長吏多依附貴勢，貪贓枉法，無所顧忌。曹操到職后開始大力整飭，捕郡中豪猾，連坐千余家，大者滅族，小者身誅，流血十余里，濟南震動，貪官污吏紛紛逃竄，后政教大行，一郡清平。但是除了少部分之外，大部分的酷吏之所以這么做，都是有內在的原因的。換而言之，是客觀的環境令他們不得不為之。
中國古代宋代之前地方上多有豪強大族、游俠亡命，一方面十分不利朝廷的集權和地方的行政，另一方面這些豪強、游俠就像西門氏一樣，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欺凌百姓，魚肉州縣的情況，面對這樣的客觀環境，不殺不行。
事實上，兩漢大部分的酷吏都是難得的良臣：郅都公正清廉，敢直諫，面折大臣于朝，不畏強暴，且有將帥之才，他說過一句名言：做官應該是“奉職死節於官下，總不顧妻子”，忠直慷慨之氣撲面而來，可見其節操和為人。
又比如義縱為官多年，以鷹擊毛摯為治，沉重打擊了豪強地主的囂張氣焰，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社會秩序，維護了封建國家的根本利益。故司馬遷充分肯定了他和郅都等“酷吏’的政績，并譽他們為“雖慘酷，斯稱其位”。
這些酷吏，在華興的眼中，比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吏們不知要強上多少。不過這些話，他肯定是不會對唐無言、薛直說的。
此時州衙內堂，薛直對風夜北道：“軍師，華參軍以大逆之罪，誅三家豪強，未免行事過苛。”
“噢？”
“這些安祿山麾下爪牙固暴虐鄉里，民苦之已久，然而，罪不至滅族。況且明眼人皆能看出，此所謂‘大逆’之罪，必為捏造！安祿山和他們雖然暴虐，卻不傻，怎么會犯下此滅族之罪呢？”
“不錯，此罪必為捏造。雖非秉公而行，但卻也不算因私亂法。”
“那他為何亂法，以捏造之罪名誅滅三家豪強？”薛直問道。
“不外乎以此立威二字。替我玄甲破陣營立威，讓安祿山不敢找咱們晦氣。”
“那善后呢？縣令、丞尉、主簿、諸曹椽皆縣中重位，不可空，空則民無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