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作于靖康元年（1126年）春。時趙玖18歲。在做了多年的富貴王爺之后，瀕臨亡國的危局促使趙玖的思想發生轉變，開始為國家的前途考慮。金軍第一次圍城期間，趙玖自請入金營為質，有禮有節的還擊了金人的蠻橫無禮。趙玖的表現贏得了金人的尊重，卻也讓一心茍合的南宋君臣顏面無光，作者反而因此遭受排擠打擊，扶危救亡的壯志無法施展，收復失地的策略不被采納。作者見景生情，借這首詞抒寫了他長期積郁于胸的苦悶之情。
這首詞表面上寫的是失寵女人的苦悶，實際上卻抒發了作者對國事的憂慮和屢遭排擠的沉重心情。詞中對南宋小朝廷的昏庸腐朽，對投降派的得意猖獗表示強烈不滿。
上片以“春”比喻抗金的大好時機，寫惜春、怨春、留春的復雜情感。詞以“更能消，幾番風雨”起筆，表面上是為春花而發，實際上卻是擔憂危機中的南宋還能承受多少打擊？原本宋金之間的力量對比并非沒有一戰之力，但是，由于朝廷的昏庸腐敗，投降派的猖狂破壞，使得抗金的大好時機白白喪失。這中間雖有幾次戰機，結果均因投降派的告密而失敗。抗金的好時機轉瞬即逝，“匆匆春又歸去”，就是這一形勢的形象化寫照。抗金復國的大好春天已經化為烏有了，作者是怎樣留戀著這大好春光呵！“惜春長怕花開早”。然而，現實是無情的：“何況落紅無數！”這兩句一起一落，顯示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落紅”，是春天逝去的象征。它象征著國事衰微，也寄寓了作者光陰虛擲，事業無成的感嘆。
而面對春天的消失，作者并未束手待斃。相反，出于愛國的義憤，他大聲疾呼：“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這兩句明知春天的歸去是無可挽回的大自然的規律，但卻強行挽留。表面上寫的是“惜春”，實際是向朝廷直言進諫：只有堅持抗金才是唯一出路，否則東京城里的“芳草”只有凋零一條路了。從“怨春不語”到上片結尾，盡管作者發出強烈的呼喚與嚴重的警告，但春色難留，勢在必然，所以難免要產生強烈的“怨”恨。然而怨恨又有何用！在無可奈何之際，作者的努力與疾呼，也只不過如“蛛網“那樣留下一點點象征春天的“飛絮”，保有一絲抗金的慰藉了。這四句把“惜春”、“留春”、“怨春”等復雜感情交織在一起，以小小的“飛絮”作結。上片四層之中，層層有起伏，層層有波瀾，層層有頓挫，巧妙地體現出作者復雜而又矛盾的心情。
下片借陳阿嬌的故事，寫愛國深情無處傾吐的苦悶。這一片可分三個層次，表現三個不同的內容。從“長門事”至“脈脈此情誰訴”是第一層。這是詞中的重點。作者以陳皇后長門失寵自比，“峨眉曾有人妒”表明自己屢遭冷遇，不得重用的現狀。“君莫舞”三句是第二層，作者以楊玉環、趙飛燕比喻當權誤國、暫時得志的當朝者，向投降派提出警告。“閑愁最苦”至篇終是第三層，以煙柳斜陽的凄迷景象，描述著南宋朝廷昏庸腐朽、日落西山、岌岌可危的現實。
這首詞有著鮮明的藝術特點。一是通過比興手法，創造象征性的形象來表現作者對祖國的熱愛和對時局的關切。擬人化的手法與典故的運用也都恰到好處。第二是繼承屈原《離騷》的優良傳統，用男女之情來反映現實的政治斗爭。第三是纏綿曲折，沉郁頓挫，呈現出別具一格的詞風。表面看，這首詞寫得“婉約”，實際上卻極哀怨，極沉痛，寫得沉郁悲壯，曲折盡致。
從寫作手法上，作者創造性的用婉約詞的手法做出一首豪放詞，而且從兩個角度分析都屬于極佳的作品，開一代先河，極大的拓展了詞的寫作范圍。同時也體現出作者深厚的文學功底。
而從內容上看，《摸魚兒》是趙玖第一首言之有物的作品，作者一改往日綺麗柔靡的詞風，開始反映時事。其中所蘊含的憂國憂民的思想深刻沉重，明顯是長期思考后的結果。這也是后世人們爭論的一個焦點：靖康之前趙玖的輕佻風流，到底是本性如此，還是為了避嫌存身的自污？但無論如何，靖康年間的大潮，已經促使了趙玖的蛻變，并將其沖刷的更加堅韌與勇敢，使他有了肩負天下的思想覺悟。故而半年后金軍二次南下，趙玖再次受命出使金軍，但這一次他沒有遵從，而是只身前往河北招募義軍，開始了其波瀾壯闊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