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文武大臣參加經筵，無論文武，一律要以文士儒袍進宮聽講，而且要虛心受教，在經筵上不能有任何喧嘩之事，凡皇帝有疑問，就連武將也不能以“不知”來回答，要根據自己的想法如實稟告。
這就好似一次考試，皇帝不容許你有回避的機會，所以必須要認真聽講，若在經筵時應答天子提問，出現答非所問離題萬里的情況，會讓人覺得你沒有認真，輕則訓斥，重則可能會降職罰奉。
沈溪作為旁聽者，在翰林官中負責記錄便可，他身前有朱希周和王瓚給他擋著弘治皇帝的視線，照理說就算他偷個懶也沒人會發覺，不過這是他第一次參加經筵，更多的是要積累經驗，尚不至于在其位不謀其政。
更何況沈溪心里非常清楚，弘治皇帝舉行經筵主要是想在經史上提出“建文年號”之事，而這件事的“起因”，正是謝遷脅迫他寫的那份因修《大明會典》發現諸多問題而上呈的奏本，可以說他自己也算得上是這次經筵的主人公。
這個時候便連朱希周等人對此事也是一無所知，沈溪揣度，清楚個中隱秘的不過弘治皇帝、謝遷、王鏊等寥寥數人，而且弘治皇帝只是隱晦地表明此事，并未確切表現出恢復建文年號的決心和態度。
經筵正式開始，先前行一系列繁瑣禮節的講官恭敬退下，展書官和侍官隱入殿后。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杰出來講四書中的《大學》，而后是大學士謝遷講經史，這次講的卻是《新唐書》，其中重點提到唐太宗爭位的典故。
對別人來說，不會有太多意外，本來經史就那么多，既然說到《新唐書》，講唐太宗，難免會提到玄武門之變。
沈溪卻知道，這是在為弘治皇帝提出成祖爭位之事埋下伏筆。
謝遷之后，是焦芳出來講《中庸》，不得不說，在那么多掛職的翰林院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中，今年已經六十五歲的焦芳屬于才學出類拔萃的那類人，若非他********削尖了腦袋往上鉆。同時詆南譽北，為很多官員所不喜，他的威望至少會在王鏊和李杰之上。
但問題就是焦芳太懂得迎合上意了。連弘治皇帝都覺得這個人不怎么靠譜，在建文舊事上連焦芳這個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都沒有通知。他在那兒傻愣愣講中庸之道，自以為精彩絕倫，能得到天子的欣賞。
實際上，按照歷史發展，焦芳的確靠其善于經營而入閣，迎合的卻是正德皇帝朱厚照和大太監劉瑾，沈溪并不會因此對焦芳有所偏見，因為權力場上很多事情無法用對錯來評價。不能說焦芳隨波逐流迎合了劉瑾，便否定其在學術和為官上的造詣，但對于其“對南方人刻薄”的名聲，心存顧忌，打定主意最好還是敬而遠之。
焦芳之后，是幾位左、右春坊的日講官，他們所講的仍舊為經史子集中的內容，所涉及的大抵是禮部會試和殿試中經常考到的，弘治皇帝一直沒有發問，因為無論是《四書》、《五經》。還是史籍文章，都屬于老生常談，根本沒什么好問的。
最后一講。是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鏊，而他所講的內容，則是因修《大明會典》所衍生出來的本朝史料問題。
當王鏊從洪武年開講，在場便有人察覺有異，尤其是提前收到風聲之人，包括近來被弘治皇帝和壽寧侯兩次提到洪武、永樂舊事的翰林院眾屬官。
當王鏊提到太宗繼太祖之后頒布《教民榜文》時，弘治皇帝的臉色變化了一下，但他沒有打斷王鏊的話，等王鏊將太宗一朝所頒布的典規大致說完之后。弘治皇帝才開始發問。
“為何洪武三十二年，至洪武三十五年之間。朝廷并未頒布典章？”朱祐樘看著王鏊，“王愛卿。你可知曉？”
此時謝遷走出來，跪地進呈一份奏本，道：“回陛下，翰林院主撰《會典》之時，與史料修撰中多有錯漏之處，奏本至內閣，尚未有定論，懇請陛下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