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文華殿偏廳，七位顧問大臣匯聚一堂，商討軍政大事。
之前商討一整天，都是按照既定流程辦事，沒什么新意。結果才散會一個多時辰，就有新議題了。
居庸關守將李頻，上報朝廷出動援軍兩千余眾增援土木堡，其得到的軍令不是朝廷下發，而是由沈溪這個延綏巡撫直接開出的調令，讓朝中的大佬們大出意外。
建昌侯張延齡并非七位顧問大臣的成員，但他跟兄長一起統轄京營，此時同在文華殿內。
聽到熊繡的闡述，張延齡心想：“沈溪這小子不甘心引頸就戮，居然擅自調兵！？原本死后還可以追封個功臣，使得家族榮耀，但出了私下調兵這事兒，足可讓你身敗名裂，不是功臣反而是罪臣。這小子簡直是自找麻煩！”
除了張延齡幸災樂禍，與會大臣大多生性謹慎，諸如劉健、馬文升，他們擔心的是出動援軍后對居庸關防務的影響。
雖說給沈溪派去的屬于“預備役”，但在內長城一線遭遇韃靼攻打之時，這些“預備役”兵馬也可以派上大用場，沈溪此舉在朝中大臣看來，有“僭越”嫌疑，擅自調兵，必須要拿出個對應的態度。
英國公張懋環視殿內群臣一眼，說道：“延綏巡撫，從居庸關調兵，未經兵部許可，怕是不妥吧？”
張懋沒敢把話說得太滿，因為他要試探在場大臣的反應，張懋清楚謝遷和馬文升肯定會保沈溪，李東陽、劉健、張鶴齡則會站在踩沈溪一邊，至于兵部侍郎熊繡則屬于中立一方，兩邊都不會得罪。
張延齡蹙眉：“公爺這話不對，沈溪的行為哪里是不妥，根本是罪大惡極！沈溪身為延綏巡撫，本為光復榆林衛城出兵，結果他出京一個月，尚未離開京師六百里，兵不過宣府，如今延綏已順利收復，他尚停留土木堡，如今調動的又是隆慶衛兵馬，于情于理，都該追究責任！”
張延齡對于西北戰事一知半解，只顧著攻訐沈溪，沒有考慮太多。但像張懋、劉健這樣的老臣，卻清楚延綏巡撫這個職務有著怎樣的定義……沈溪以右都御史領延綏巡撫，乃是劉大夏副手，征調兵馬范圍絕對不僅僅限于三邊，為了達到對韃靼作戰勝利的目的，征調隆慶衛兵馬幫忙，本身沒有任何問題。
問題在于沈溪征調的兵馬不是往宣府，而是往援土木堡，土木堡已荒棄，不在朝廷剛剛做出的軍事防備體系之列。
如果朝廷將沈溪這種調兵行為認定是抵御韃靼入侵，那就合情合理，屬于正常調兵；如若將沈溪的這種調兵行為當作是為解救自己危難而不顧大局，那就是自私自利、貪生怕死的僭越。
說白了要看朝廷怎么給沈溪定性，在大明，以成敗來論英雄最恰當不過。
在沈溪提前判斷韃靼人出兵計劃，并且成功預言韃靼主攻方向并上奏朝廷的前提下，沈溪的調兵合情合理，甚至被很多人看作是妙筆。
問題在于沈溪的先見之明并未被朝廷采納，朝中這些大佬可不愿承認是自己的懈怠才在戰局判斷上出現重大失誤，他們只覺得沈溪是撞了****運，至于沈溪獲得的戰功，也被他們選擇性忽略。
如果現場出現一致聲討的情況，那即便沈溪調兵合情合理，也會被定義為不合法，必須問罪。
從開始，就只有張懋和張延齡兩個管軍隊的勛貴發話，旁人都在沉默中。
謝遷沒有出言為沈溪辯解，旁人也未落井下石，這會兒都在等別人發表意見，自己站出來說話，或者會顯得包庇縱容，或者會顯得小肚雞腸，以文華殿中這些大臣的閱歷，他們覺得自己沒理由跟一個后生小子斤斤計較，雖然從官品上來說，沈溪并不比他們低多少。
司禮監掌印太監蕭敬一直旁觀會議，靜候給弘治皇帝傳報的最后結果出爐，見場面有些僵持，他著急地道：“諸位大人，你們且說說，沈大人這調兵是該贊許，還是該定罪？”
話本身沒問題，但謝遷聽了卻很不樂意，當即問道：“蕭公公，作何一定是嘉獎或者定罪？沈溪小兒雖在一些事上做得有欠周詳，但卻成功預判西北戰局變化，預料到狄夷的走向，如今據守土木堡，以土木堡為憑據與狄夷一戰，有何不對？”
“即便朝廷準備放棄土木堡，沈溪小兒身處重圍，又不能未卜先知，他所作所為全是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即便不合規矩，但事急從權也不該定罪！”
李東陽勸道：“于喬，切勿心急，想來蕭公公也并非是有要追究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