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萊，明軍登鎮大營。
身著二品飛魚服的錦衣衛指揮使駱思恭，坐在主位上，慢慢喝了一口茶，眼睛一挑，用余光瞟著登鎮總兵沈有容。
本來錦衣衛指揮使是正三品，但領了圣上密旨出京時，朱由校給他擢升一級，以與登萊巡撫品級同列。
在明朝，總兵官是鎮守地方的最高軍事長官，改變了練兵將領不指揮作戰，指揮作戰的將領不管練兵的問題，有利提高軍隊的戰斗力，形成事權專一的局面。
但皇帝擔心總兵稱霸一方、擁兵自重，便又往下派員，稱為巡撫，參與軍隊管理，削弱總兵官的權力。
由于有重文抑武的朝廷宗旨在，總兵也在巡撫之下，受其節制。
換句話說，登鎮總兵沈有容要受登萊巡撫陶朗先指揮。沒有內閣副署的圣旨，沒有兵部勘核，沈有容臉色變幻，盡管已是遵旨而行，但還很有些忐忑。
說到沈有容，已經是六十三歲高齡，與駱思恭倒是差不多。
別看沈有容在歷史上并不算出名，但他從二十二歲武試中舉后，便投身軍伍，有著四十余年的征戰生涯。
沈有容參加過應援朝鮮之戰，在遼東寧成伯李成梁手下討伐過葉赫部叛亂，在薊鎮戚少保手下打過朵顏，在東沙擒殺過倭寇，在澎湖嚇退過荷蘭佬……
泰昌元年（1620），遼東后金國進犯加劇，于是明廷設置了山東副總兵，駐登州，統領水師，以為陸上策應。
沈有容因為以往功勛，“為當世名公所知”，被任命為登鎮總兵、都督僉事，“登萊遂為重鎮”。
天啟元年（1621），沈陽、遼陽相繼陷落，后金占領了遼東半島及部分沿海島嶼，對明朝造成了嚴重威脅。
遼東經略熊廷弼從全局出發，提出了“三方布置之策”，第二條就是“以登萊渡海為奇兵”，并推薦陶朗先為登萊巡撫，駐登州。
要說登萊巡撫陶朗先，也是個有本事兒的官員。
萬歷四十一年調任登州府知府，他奏請開海禁，運遼東糧食接濟。建書院、置軍田，招募開墾島田7000畝，積谷30萬石。考績列第一，升山東按察副使。
萬歷四十六年，努爾哈赤攻占沈陽，明朝軍隊當年從海道運糧救援。他負責海運糧食，兩年間輸遼180萬石，比陸運節省經費500萬金。
天啟元年（1621年），遼東被努爾哈赤全部占領。他又從海運道上追回20萬石餉糧。
當時，從海道逃難到登州的人不計其數，陶朗先按口授田，將強悍者編入軍隊，使社會秩序穩定如常。
朝廷議定三方布置之策后，從通（原北京通縣）、津（即天津）、登萊（指登州、萊州）、朝鮮三個方向進取遼東，命他坐鎮登萊作準備。
陶朗先積極配合實施，將追回的糧食用于造船，置備兵器。現在的登鎮已有兵員三萬、良馬近萬匹、艨艦兩千艘、甲仗無數。
朱由校看過陶朗先的履歷資料，覺得比王化貞強得太多。如果他能接旨行事，那是最好。
如果陶朗先拒接，那就只能先拿下，以后再擇機重用。
而沈有容接任登鎮總兵后，與陶朗先相處得不錯，置兵經武都得到陶朗先的大力支持。從心里講，他希望陶朗先能接旨，他也好做。
皇上繞過內閣下中旨，程序固然不對，可派出錦衣衛指揮使這個分量的官員，可見皇上的決絕，拒接圣旨的后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