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后金,虎墩兔愿意怎么折騰都行,把蒙古諸部攪成一鍋粥,也是朱由校愿意看到的。
但現在,處理與虎墩免的關系,在蒙古諸部的內戰中如何應對,就很考驗政治智慧了。
別人只能猜測一兩年,或許是三五年的形勢變化;朱由校卻能看到十幾年,甚至是幾十年后亞洲,乃至世界格局的演變。
遠在歐洲的英、法的崛起,可能還過于遙遠,對于中國的影響很小。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無法對中國形成實質上的威脅。
但在北方,沙皇俄國已經建立。現在的實力還不甚強大,但其迅速崛起的速度,以及向遠東的瘋狂擴張,卻令朱由校十分忌憚。
除了忌憚,朱由校也是野心勃勃,貝加爾湖等廣闊的遠東土地,他豈能不眼饞,豈能不想并入大明的版圖?
這個世界很大,各個國家的版圖也遠未成形固定,有著巨大的改變的空間。對于大明來說,人口的增長,土地的需求,這是早晚要解決的問題。
如果土地足夠,又何來兼并一說?如果疆域廣闊無邊,就是出個敗家子,也能剩下不少吧?
所以,不管是向北,還是向南,抑或是向東向西,為大明子民爭奪更大的生存空間,將是朱由校平遼之后的重任。
愚者有愚者的快樂,智者有智者的煩惱。
朱由校的快樂始終有限,就是因為他想得太多,知道的太多了。
終于詢問完了虎大威等人,皇帝比較滿意,堅信自己選擇的強軍道路是正確的。盡管花費較大,但這將是保證大明北方安全的有效手段。而且,先期投入,后期收回,甚至是大有贏余,不虧本。
“眾位愛卿皆是我大明子民。”朱由校很滿意地回到御座,對著下面的將領們和熙說道:“朕不以民族論高低,只看表現和功績。飛騎營還要擴充,朕不虧待功臣,而你們就是榜樣。”
吸引更多的蒙古人歸化,虎大威等將領明白了皇帝的意思。絕口不提歸化二字,也是不讓他們有疏離感。
“微臣明白。”虎大威躬身奏道:“萬歲胸襟似海,賞罰分明,飛騎營擴充不是難事。”
朱由校含笑頜首,說道:“不光是為國征戰,便是做尋常百姓也好。牧馬養牛,耕種經商,只要守法遵紀,一樣是大明子民。”
虎大威躬身應是,并不以之為怪。北方邊鎮的歸化蒙人不少,也確實不全是從軍。
他當然不會想得太過深遠,不知道皇帝的最終目標是使所有蒙古人歸化,成為大明這個多民族國家的一分子。
朱由校又轉頭吩咐王體乾,帶幾個侍衛去把海蘭珠和布木布泰暫時關押起來,才給虎大威等人頒賞后令他們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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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罰分明是必須的。特別是對于為國征戰的武人,朱由校一直比較慷慨。
但有一點,那就是爵位,他一直沒有輕授。盡管皇帝常說不吝封候之賞,可不管是文官,還是武將,都沒有得到過這樣的殊榮。
至于民爵,則和真正的爵位沒有什么可比性。真正的爵位,應該是公侯伯子男這五種,相當的尊貴難得。
明朝初期,太祖朱元璋將封爵標準定為“非社稷軍功者不得封”,并在《大明律》中明確規定“文官不許封公侯”。
從靖難之變以后,封爵標準有些松泛,但文官要封爵,還是要立下軍功方可名正言順。
到嘉靖時期,由于軍功冒濫現象嚴重,以及武官地位低下,重文輕武體制的建成,逐漸出現了武官難封的現象。
有很多勛臣更以武職封爵為恥,嘗云:“我勛爵,非軍職。”,意味著封爵標準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隨著重文輕武的體制建立及統治者個人品行才能的因素,朝廷文官勾結壓制武將,使武官封爵越來越難。
可以看到,從嘉靖元年開始,一直到崇禎十六年的百余年時間里,以軍功封爵者,僅遼東總兵李成梁一人封寧遠伯。
史載:李成梁軍功冠于世,然為其得封也“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為之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