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山多地少、地瘠民貧，這個特點對朱由校來說，并不陌生，只是沒想到在明朝便已是如此尖銳。
其實，在明以前，廣西土地的大部分已經被土官和土目們所占有，苗、瑤、侗、壯等各少數民族農民以至漢族的農民則很少土地，甚至沒有土地。
明朝建立，對邊遠地區的土官基本沒有觸動，這固然有利于迅速穩定，但社會矛盾也保留下來。
隨著人口的增長，到了明朝中后期，廣西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使社會矛盾逐漸激化。
在封建社會中，土地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是農民生存的根本。農民失去了土地，就等于斷絕了他們的生路。
因此，廣西的貧苦農民迫于生計而起義，從明到清，一直沒有停止過。
而明朝對各地方的叛亂基本上都是采取強硬的鎮壓手段，他們認為一旦表現軟弱，就會引起更多的土司效仿，造成更壞的局面。
但明朝在廣西所采取的鎮壓方式之一“武裝奪田”，又造成了下一次叛亂的種子，使廣西的農民起義綿延不絕。
所謂的武裝奪田，就是把起義農民的土地稱為賊田，平叛之后分給官軍或召募來的土兵耕種。
換句話說，武裝奪田就是朝廷公開地把農民的土地，劃歸給駐守的官兵，以及幫助朝廷鎮壓叛亂的土官土目們所占有。
明眼人都能看出，一場農民起義被鎮壓下去，而新的反抗官府武裝奪田的起義又開始醞釀了。
其實，廣西叛亂不斷的原因還有一個，那就是食鹽。
由于廣西本身不產鹽（別以為挨著海就有鹽），廣西的食鹽基本上都是從廣東運去的。
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加之朝廷對食鹽的專賣，致使廣西的食鹽奇缺。“私販甚多，鹽價甚昂”，且“官運之鹽，旋行旋罷，兵食具乏，地方坐困”。
本來就不產鹽，地方官吏又插手鹽運，大搞鹽販私撈。使食鹽成為廣西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老百姓對此甚為不滿。
《粵西詩載》有言：“山深路遠不通鹽，蕉葉燒灰把菜腌。”這就是當時廣西各族人民缺鹽生活的真實寫照。
鹽的問題好解決，殺一批地方官吏，再行“票鹽法”，打破食鹽的壟斷，通過市場這只無形的手，解決食鹽短缺價高就很有希望。
而叛亂不絕的最主要根源在于土地，朱由校可以肯定。他把廣西列為動員移民的省份，也就不足為奇了。
而且，無論是安徽，還是福建、廣西，當地百姓對于湄公省的氣候還是能夠很快適應的
沒錯，現在明軍占領的柴棍并不算大，可皇帝已經把其當作大明的一個省，取名為湄公省。
而管理湄公省的，朱由校并不吝嗇地加了巡撫銜，成為與內地品級相同的地方督撫。
其實，從皇帝的旨意，也可以看出皇帝對湄公省的態度，以及對湄公省發展的野心。地盤會越來越大，面積與內地省份會越來越接近。
太常少卿董應舉，因經理天津至山海關屯田事務頗有成效，而被朱由校任命為湄公省巡撫。
而湄公省不僅有巡撫，還有駐軍提督，巡撫和提督并列，軍、政分開，也是朱由校所開的一個先例。
前面講過心學宗師王陽明先生，以文人領兵，先后平定寧王之亂、大藤峽起義，可稱為儒將之典范。
但在朱由校看來，文官領兵，武將聽其號令，正是大明衰退的主要根源。
文官作為大部分軍事行動的直接策劃和指揮，盡管其中不乏習武和熟讀兵書之人，但卻很少直接來自于軍隊體系。
因為重文輕武、以文抑武的統治者的原則，文官直接凌駕于武將，使武將變為基層執行者。
武將地位低下還只是其一，由擅長紙上談兵的文官指揮作戰，敗多勝少也就不意外了。
王陽明先生的勝利，并不具有普遍性，不能代表文官的真實能力。袁可立也是一樣，他的出色也不能掩蓋其他文官的無能和軍事能力的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