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應該不知道，印度是世界上蓄奴最多的國家——這是設在西澳大利亞州的國際廢奴組織WalkFree給出的結論。他們每年都會統計全世界范圍內的現代奴隸制，并給出一系列現代蓄奴國家排名。”
“當然，在名義上，印度早在1976年頂著種姓制度支持者的強大壓力廢除了奴隸勞工制度。然而水面下的奴隸制度卻不會因為一紙法律文件而一夜消失。在現代印度，這種行為已轉變為通過債務關系來體現。”
“在印度最為常見的一種情況是：一個低種姓的貧民，向地主借了一筆錢后，想以勞動償還債務。但債務的利息很高，而且還是復利，而對他的勞動報酬折價卻很低，以至于讓他沒有辦法最終償還債務。慢慢地，全家都會變成依附地主的新型奴隸。”
“進一步調查發現，這些現代奴隸有3/4以上都是賤民種姓。由于種姓限制，奴役他們不會受到社會輿論的抵制。而為了避免惹出亂子，還經常被施以行動自由的限制，不準和外人交流。”
“生活在種姓制度之下，或許從出生一刻起，就決定了你是踩人的還是被踩的。即使在今天，也還有超過4億的印度人掙扎在饑餓生死線上，有6億人沒有廁所；每年有百萬兒童亡于營養不良；超過4億印度人無電可用……自由民主在印度果然是散發著無盡的燦爛光輝和芬芳。”
眾人面面相覷，實在不敢相信，趙琪東口中的“光輝民主大國”，瞬間就被齊政鋒利如刀的言語給剝落下外衣，盡顯其丑陋的本質。
而齊政還在繼續。
“至于印度人統治硅谷的說法，我倒是同意印度裔在美國商業界確實強勢崛起，但我喜歡從另一個角度看待這個現象。”
“且先說說CEO的職權，CEO全稱是ChiefExecutiveOfficer，對現代企業制度稍有了解的人就會知道：一家公司，做什么不做什么，不是由CEO決定的，而是由董事會決定的，CEO是負責執行董事會決議的。說白了，CEO也是打工的。”
“印度理工從誕生起，定位就是要培育精英。印度政府完全是不惜代價，傾其所有培養這些精英，但印度理工2/3的畢業生卻選擇到美國留學，闖蕩硅谷，幾乎很少再返回印度。”
“但和印度精英遠赴美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很多中國人在硅谷闖蕩一番后又回到中國：張朝陽看到美國硅谷突飛猛進，回國創辦了第一家中文門戶網站；98年他去硅谷挖人，回來了一名姓李的年輕人，他后來創立了中國的谷歌……”
“最聰明的印度人移民到了西方，但移民去西方的中國人未必是最聰明的中國人。印度精英可能統治硅谷，而中國精英則建設自己的硅谷。這里外的區別，顯而易見。”
“印度的人力資源部部長就曾經大聲疾呼：我們希望看到人才增長，而不是人才流失。”
印度裔CEO從來只是美國人搭建的企業平臺上的一顆螺絲釘，他既不能擁有企業，也不能提升印度本土的IT水平，它們的標簽仍然是“美國公司”“硅谷企業”，而不是“印度公司”。
事實上，全球范圍內創新能力最強的企業，絕少有印度人一手創建的，印度精英階層幾乎都在為歐美資本家打工。
反觀中國，這幾十年來成了創業熱土，在BAT等IT巨頭之外，還有眾多垂直領域的佼佼者，細分起來有成百上千個，如雨后春筍般還在不停涌出。
在齊政重生之前，后世年輕的中國精英已經更喜歡扎堆于中國本土科技企業。有調查顯示，在中國排名前25位的“最理想的雇主”中，近60%都是中國本土企業，其中有13家是互聯網公司。以往名校畢業生趨之若鶩的亞馬遜、蘋果、谷歌、微軟等美國的科技巨頭們，并未成為新一代中國精英們的最理想選擇。
更有意思的是，最聰明的印度人去了美國，而有眼光的中國人卻悄悄進入了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