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袁老爺子在進行水稻去鎘研究，嘉谷實驗室也同時在進行。當然，不是說同一領域就容不下兩家單位同時研究，這也不現實。
但這其中明顯缺乏溝通機制——如果不是找上門來，袁老爺子壓根不知道嘉谷實驗室的研究進度。可能嘉谷研究成功了，他才發現，呵，自己團隊幾年的努力都白費了。這無疑是對資源的巨大浪費。
這就需要國家從頂層進行規劃。
但問題是，嘉谷有這樣“一呼百應”的影響力了嗎？
很顯然，并沒有！哪怕嘉谷已經是國內農企中的老大了。
所以，嘉谷需要拉攏更多像是袁老爺子這樣在農業領域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大佬”，達成共識，才能正式發起相關的提案并推動落實——老實說，即使不是袁老爺子找上門來，齊政也會找機會拜訪他的。
袁老爺子了解了嘉谷的想法，一時無語。他不過是來找嘉谷進行育種技術上的合作而已，誰來告訴他，怎么就牽扯進國家農業戰略的頂層設計中去了？
而齊政介紹完這個計劃后，沒有催促，反而若無其事地與陳建章繼續帶著袁老爺子參觀嘉谷實驗室的研究項目和成果。
這既是讓袁老爺子梳理一下思路，也是某種程度上的示范展示。
于是……
——袁老爺子看到了，嘉谷足額、穩定的科研經費支持體系！
足額、穩定的財政支持是嘉谷農業科研體系的一大亮點。不需要沒完沒了地寫申報書，嘉谷實驗室不僅每年為每個科學家崗位投入少則上百萬，多則上千萬的基本研發經費，還解決所有科研人員從小孩到老人的所有后顧之憂，保證科研人員能夠安心科研。
只有經費和生活穩定了，科研人員才可以按產業的需求去研究。
像大麥這種與農民收入密切相關的小作物，以往國家科研較少關注，經常出現科研經費不足情況，面臨人才流失、隊伍解散的危險。
但嘉谷招攬整合他們進入嘉谷科研體系之后，有了穩定支持，既保住了隊伍，也壯大了產業——嘉谷得以掌控國內的優質啤酒大麥生產與供應，在很多人看來，這就是關鍵。
——他也看到了，嘉谷不急功近利的科研項目管理體系！
與其他產業相比，農業科研周期長、見效慢，“短平快”式的科研管理方式不符合農業經營。
但我國農業科研按項目形式管理，3年至5年一個周期，幾乎不允許失敗，使得眾多科研院所急功近利，創新性偏低，大部分研究是修修補補。
而嘉谷實驗室的項目，很多是從基因挖掘開始進行育種創新，而且保持足夠的耐心——雖然嘉谷的項目研發進度已經是飛快了。譬如袁老爺子的水稻育種項目，至少需要8年至10年；嘉谷呢，幾乎將這個進程縮短了一半。這讓他對于“高能生長因子”期待更高。
——他還看到了，嘉谷成果轉化率相當高的科研體系！
雖然國內農業科研院所不少，每年產生的“科技成果”數量更是眾多，但是成果轉化率卻很低，目前我國農業的科技轉化率只有30%左右，70%左右的科技成果停留在論文上，真正能夠出現在田間地頭的很少，一研發出來就“睡大覺”了。
而嘉谷實驗室，能否形成規模經濟，才是開發、引進、推廣技術的關鍵考量。像陳建章作為首席科學家，需要思考產業的問題是什么，產業的趨勢又是什么。能否解決實際問題并帶來規模經濟，或者與其他資源如勞動力相比，是否具有替代優勢。
這讓嘉谷實驗室迄今為止保持著百分百的驚人成果轉化率。
袁老爺子陷入了深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