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十月中旬，太湖南岸一處叫做潯溪的村子里，來了一群外地人。
潯溪村人不敢怠慢，因為這群人家，是新搬來的新地主。
宋朝土地買賣十分頻繁，因為這個朝代對土地兼并的態度十分寬容，寬容到了讓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由于土地矛盾向來是一個大矛盾，歷朝歷代都將抑制兼并視作王朝長治久安的良方，從漢代到唐代，都采取過各種抑制兼并的錯失，而這些朝代，每一次大混亂，都是引失地農民起義而引發。
早在漢武帝時期，就出現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景象。漢代的兼并，性質更類似春秋戰國時期的貴族兼并，不過老貴族消滅了，漢朝的新權貴們，劉姓子孫和開國功臣權貴們在地方上肆意奪田，形成了類似春秋戰國士大夫的那種地方豪門，史書稱之為門閥。門閥隨著漢武帝出擊匈奴，遷富戶充實關中等耗盡資材的行為，被打擊了很多。但土地兼并依然繼續，試圖改變這種情況的理想主義學者王莽被推舉為皇帝，改革失敗，最后引發了綠林、赤眉起義，漢朝滅亡。東漢繼續了這個過程，最后被黃巾起義擊倒。
吸收兩漢教訓的唐朝，實行均田制，在唐初執行了很長時期，奠定了貞觀之治、開元之治等盛世。
可是到了宋代，卻一改這些政策，對土地兼并視而不見，甚至抱著縱容的態度。早在宋朝開國之初，宋太祖就下詔：“所在長吏，告諭百姓，有能廣植桑棗、開墾荒田者，并只納舊租，永不通檢”，不通檢就是不檢地，不重新分配，這道詔書徹底廢棄了唐朝時期的均田制度，不再以人口為基礎分配土地，而是以能力來分配土地，讓“有能廣植桑棗、開墾荒田”的那些人放心大膽的開發土地。最初的目的，可能僅僅是為了在王朝初興的時候，鼓勵百姓開發拋荒的土地。但因為這詔書，就變成了祖制，祖宗制度是不能改的，因此宋朝等于宣告放棄了對私有土地的重新分配權力。
于是兼并不可遏制的出現了，而且比前代更加兇狠。土地兼并，不外乎兩種方式，所謂“富者有資可以買田，貴者有力可以占田”。漢代的兼并，帶有貴族性質，主要是豪強吞并土地，而宋朝有發達的商業經濟，因此買賣和吞并兼而有之，造成曠古爍今的土地兼并程度。有學者根據宋代留下的田畝納稅記錄，做過研究統計，認為宋朝一成的地主，占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土地，有三到四成的農民沒有任何土地。
這還不算大規模的隱田，宋代富戶許多將自家田產詭托于真假官戶、寺觀、貧民下戶和逃亡戶，或詭（假裝）分子戶（分家），少則幾戶，多見幾十戶、上百戶，因為官戶、寺廟都不用納稅，戶口分上中下共五等，等級越低稅額越小，每家丁口越少等級越低，因此富戶通過分戶，買通官吏盡可能降低自己的戶口等級，讓自己變成“貧下中農”。結果是許多土地實際上是集中的，卻名義上分散在一個個假戶口上，實際上在地主們手里，名義上卻記在官員、有功名的讀書人和寺廟名下。由于永不檢地的祖制制度，一直到王安石喊出了“祖宗不足法”這種在古代社會的狂悖之言后，才開始推行心法，其中一項內容叫“方田均稅法”，目的是將那些隱田統計出來，征收賦稅，彌補財政。王安石先后在開封、京東、河北、河東和陜西等五路重新丈量了耕地，丈量前官府黃冊上的土地只有1.22億畝，清丈后的耕地面積是2.48億畝，增加了1.26億畝，隱匿的土地竟然比在冊的還多。
可惜王安石的檢地運動，打擊了整個士大夫階層，于是變法失敗了。只在北方小規模的進行了丈量，還沒來得及清點南方土地，新法就被廢止。而南方的土地兼并，甚至比北方更嚴重，因為這里是中央皇權投射不到的地方，更加自由，兼并就更加肆無忌憚。方臘之所以造反，就是官吏豪強不斷榨取，導致這個漆園種植園主忍受不了而造反。
太湖流域更是兼并的重災區，這里的土地灌溉條件得天獨厚，又很肥沃，還有一個人為的因素，那就是宋徽宗的昏聵。他重用的奸臣朱勔以蘇州為中心，作威作福，以給宋徽宗尋找花石綱為名，對各級百姓窮盡搜刮之能，敲詐勒索無所不用其極。看重誰家的物件，馬上派官吏去蓋上黃布，派官吏看守，名曰黃封。老百姓不但要恭恭敬敬的看護這些黃封，每天還要給黃封磕頭，并且承擔這些黃封運到開封的運費，這根本不是普通人家能承擔的起的，即便大戶都吃不消，所以中等人家悉數破產。
很顯然這種黃封手段，很容易變成敲詐勒索的名目。不想破產的中產之家，甚至一些富戶，都需要給朱勔黨羽進貢。通過這種方法，朱勔在蘇州當官二十年后，被抄家竟抄到了三十萬畝土地。這是官府抄家記錄在冊的，官府沒抄出來的有多少？有沒有抄家的官吏貪墨的土地？有沒有朱勔通過分家、詭寄等方式隱藏的土地，沒人知道。這還是朱勔一家兼并的土地，朱勔的黨羽無可計數，朱勔搜刮花石綱，龍顏大悅，十分受寵，乃至一時間，東南地區的官員都需要他才能加官進爵，史稱“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朱勔府邸一度被稱之為東南小朝廷。
刺史、郡守這樣的大官都是朱勔門下，而那些中小官吏，更是不計其數。朱勔倒臺，就是這一兩年間，又恰逢金兵入寇，朝廷其實根本不可能賴得及收拾遍布東南的朱勔黨羽，有大量的漏網之魚。這些黨羽，大量集中在太湖一帶，因此這一帶的土地，大多數都被這些惡吏兼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