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土地兼并如此之嚴重，可令人詫異的是，反倒是北宋直到滅亡，也沒爆發大規模的，席卷全國的農民起義，宋江起義主要因為黃河泛濫這樣的天災，方臘起義也主要是中央政府目光投射不到的江南，官府盤剝太過于貪婪所致，而且就是方臘這樣的種植園主的起義，也在短時間內被鎮壓下去。但宋朝的小規模農民起義數量之多，遠超歷朝歷代，兩宋共300余年，農民起義就有433次，一年一次半。
可沒有任何一次農民起義威脅到京城，大多數都是在當地就被輕易剿滅了。而失地的農民，大量涌入城市，造就了無數繁榮的城市，所以宋朝的社會動蕩卻不危機，充滿了活力。
這至少說明，宋朝在對待土地的態度上，有可取之處，也有自成一體的認識，甚至有其獨特的土地哲學。南宋官員和學者王明清對這種政策解釋說，“不抑兼并，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爾。緩急盜賊發，邊境擾動，兼并之財，樂于輸納，皆我之物。”
他認為土地集中在富戶手中，田連阡陌，不過是為國守財。放在現代社會，依然有人將貧富分化描述成藏富于民，積極呼吁政府采取低稅收政策，尤其要給最有錢的企業家、富人減稅。但這種哲學有一個很現實的邏輯，那就是當“盜賊發，邊境擾動”的時候，富人會“樂于輸納”，樂于未必，但逼不得已的情況下，是一定愿意出錢的。這些土地所有者，扎根在社會最基層，他們有護衛家丁，他們肯定不愿意看到盜匪叛亂，他們有時間，也有機會，還有力量將農民起義掐滅在萌芽狀態，這可能才是宋朝土地兼并最為嚴重，農民起義聲浪卻最小的原因。
由于皇帝從詔書、圣旨的高度確立了土地私有的規矩，連王安石變法如此聲勢浩大的改革都沒能觸動這個基礎，于是土地的價值更加得到認可，有錢人自然對土地資產十分看好，買地的情況十分普遍。
官府對于土地買賣的放任，也是歷朝歷代之冠，因此宋朝的土地流轉情況極為頻繁，乃至形成所謂“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的這種對于土地特有的價值認識，土地變成了一種流通性良好的保值資產。
也有一些詩詞描述這種土地流轉頻繁的現象，宋代官員朱繼芳在描述自家宅門的《朱門》一詩中寫道：曲池畢竟有平時，冷眼看他炙手兒。十數年間三易主，焉知來者復為誰。感慨家宅十年三易主。辛棄疾則在《最高樓》中寫道“千年田換八百主”，羅椅在《田蛙歌》中寫道“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換家”。
一年換一家有些夸張，但潯溪村的人這幾年間，至少看過自家種的田換了兩三回了。
潯溪自南向北流入一條運河，這條運河的名字，當地人自己都搞不太清楚，有的說是苕溪，河道也確實跟苕溪屬于一條河道，但苕溪在西邊兩百里地的湖州跟其他幾條河流交匯，然后往北輸入太湖，同時也有運河往東沿著太湖南岸，一直通到了東邊南下嘉興、北上平江（蘇州）的運河。
也有一些老人將北邊這條運河稱作吳興塘，乃是南北朝時期的吳興太守沈攸之所建，可溉二千余頃良田，一頃一百畝，周圍二十多萬土地都受此水塘之利。吳興塘兩岸，修建了密密麻麻的水渠，通過一個個水口送向一片片水田中。
這二十余萬畝水田，沒人說得清有多少地主。因為土地變動實在太過頻繁，早就形成了固定的流程。有許多牙子從事土地買賣介紹生意，中間人負責核對地契準確無誤，同時找保人作保，然后三方交割，甚至都不需要過戶，官府也不會過問。
由于有大量詭寄情況，潯溪村的人甚至都說不清楚他們的地主是誰，每年收獲季節，就有莊頭來催收。那些莊頭，往往都是本地一些保長、甲長充任，土地買賣中，這些人一般也作為保人，他們才知道真正的地主是誰。而往往土地都過了好幾手，佃戶都不知道自己種的誰家的地，同樣土地過了好幾手，這些莊頭都不會換。
南溪村的村民只是感覺到，這幾年他們交的租子多了不少，不過交租的方式簡單多了。爺爺輩的時候，他們租種的土地向好幾個莊頭交租，父輩的時候，漸漸一村只向一個莊頭交租了，到了他們這一輩，周邊認識的大多數村莊，都由一個莊頭承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