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以地稅為主的一套簡單稅制就制定出來了，稅率不算高，但很靈活。
他先派人找牙子們問價，掌握了全城各條街區的租金高低，租金高的地方，肯定就更值錢，就能承擔更多的稅。總稅額往下一攤，簡單的算數問題。
除了地稅之外，其他稅種并不多，但都是很容易控制，極其簡單的稅種。比如牙稅，臨安是京城，天下資材聚集之地，在這里做錢的生意，是最賺錢的。這種賺錢的生意，權貴沒道理不做，所以公主在做，張郡王在做，許多達官貴人都在做。
向這些人征稅不容易，但這些人錢最多。同樣是先跟他們談，談好后在收。
為什么權貴愿意交稅？
原因很簡單，走個過場，收他們多少稅，還會退他們多少稅，可要是他們都不交，憑什么讓別人交。
從揚州知州做成了臨安稅監，官變小了，但權力卻很大。因為晏湲是帶著皇命的，沒人愿意直接跟皇權對抗，尤其是當有選擇的時候，晏湲給他們的選擇就是，先收他們的稅，然后皇帝會賞賜下來，收多少賞多少，目的是為了收老百姓的稅。
這種事情對嗎？肯定不對。李慢侯就不會這么做，甚至還跟晏湲談過這么做的壞處。權貴不交稅，不管用什么方式，最終都會有人利用這種漏洞，將自己的產業納在權貴名下。
但晏湲還是要做，一方面官員免稅的領域廣泛，征稅越復雜，他們的優勢越大。比如販賣私茶的，多是管茶政的官員，販私鹽的多是管鹽政的官員，還有數量龐大的官員，利用朝廷給予他們蓋房材料免稅的權力，大量跑到川陜山中采購竹木，販運到臨安來賣。將稅制統一到簡單易行的不動產領域中，反而大大彌補了普通商人跟官員的競爭劣勢。
另一方面，晏湲只管征稅，征收上來的稅該怎么用他不管，就讓趙構去賞賜權貴，趙構舍得，那是他拉攏權貴，趙構不舍得，跟晏湲沒有關系。用這種辦法，讓皇帝看到，也讓皇帝成為跟官員直接正利的對象，將自己從中摘出來，至少不是頂在得罪權貴的第一線，對于他這種變法者來說是明哲保身的做法。
一下子將許多雜稅裁掉，肯定會出問題，將稅額都加在土地持有者身上，短時間內，他們肯定怨聲載道，而這些人大多非富即貴，能在寸土寸金的杭州城里擁有產業，都不是什么善男信女。這些人影響力巨大，發出的聲音也很大。這一點，晏湲是跟趙構談過的，趙構支持他。因為晏湲的道理很明顯，通過征稅，讓最值錢的土地發揮最有價值的作用，而不是被權貴用來閑置。一旦改稅，臨安的商業格局會發生改變，最好的地段會慢慢變成經營古玩珍寶的街區。最四通八達的地方，會變成糧倉、鹽場用地。最熱鬧的地方，會有酒樓茶肆。而讀書的地方，會搬到偏僻安靜的場所。
但晏湲的手段還不夠硬，因為他雖然向張郡王家的酒樓征稅，但他不敢向張郡王府征稅，他向公主門下的牙人征稅，卻不敢向公主府的地產征稅。更不用說道觀、寺廟和學校這種機構了。
而李慢侯在揚州的時候，可是管大明寺、鐵佛寺的和尚們征稅的。為此不惜威脅滅佛，那前朝后周的柴榮滅佛嚇唬他們，告訴他們，他們的產業太廣，又不征稅。現在沒有軍費，要么交稅，要么讓他滅佛法僧三寶，給他們一場法難。
至今揚州的宗教地產都在交稅，李慢侯雖然興學，可各級學校也在交稅，不同的是，這些學校又會通過不同的方式返利。錢可以給，但權不能放。否則就該有人托庇在學堂下，將自家的田產變成學田，分給學堂部分租稅，逃避稅收。
晏湲改制后，趙構每月都能收到一筆錢了，因為商稅是按月收的。趙構突然發現，他每月要將將近一半的錢反賜給各級權貴，不由肉疼。原來權貴們偷逃了這么多的利稅，難怪國家窮呢。
但他沒辦法，宋代商業發達的源頭，就是宋太祖、宋太祖就保護商業。官員經商風氣濃厚，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的。許多書生讀書，有了功名，做官之前，都是先置產業，用產業供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