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跟他們幾個商量這件事的時候，李倓一直都在跟他們表達一個觀點，那就是大唐的民生，是比天還大的事，一旦民生之事出了問題，就算是他們君臣玩出花來了，也是等于零。
李倓的態度往那一擺，劉晏和張巡他們幾個自然得盡力了。
所以大數據的方案很快就顯出了雛形，由尚書省甄選出幾隊人馬，必須對每一個州郡都做一份詳細的調查，而且是出報告的那種。
至于報告的內容，就是根據實地考察，官方記載，民間查詢，盡可能的還原各地之前幾十年里面，它們每年的糧食價格，以及需要收獲的糧食數量。
這些數據再跟這個州郡這幾十年來的受災情況那么一對比，情況基本上也就一目了然了。
獲取到了這個數據之后，按照劉晏的說法，根據一個地區每年糧食的產量把各地分成五類，每一類都由李倓或是他們尚書省親自定價，之后各州郡每年的收糧都按照這個指導來進行。
比如把指導價分別定到100文、200文、300文、400文和500文，每月的收購量對應是50萬石，40萬石，30萬石，20萬石和10萬石。
確定下來這些之后，當需要收購糧食時，如果這個州郡的糧食市場價大約在100-200文之間，那么負責的官員就不需要再上報尚書省批準，他直接可以對照這個表，以200文的價格收40萬石。
這么一波操作之后，就相當于取消了中間決策環節，既讓各個州郡擁有一定的主動權，可以比較快速的適應各種突發的變化，同時它又在大唐朝堂的控制范圍之內。
從某種意義上說，有了這個所謂的指導意見之后，各個州郡的官員就算是膽子相當的大，故意抬價格到三四百的程度，但是價格高了，能收購的糧食就變少。
這樣一來就算是出事了大唐國庫的損失也相應減少，同時后續巡查隊的抽查也很容易發現問題，在這種制約之下，各個州郡的地方官亂報價格、亂報數量從中牟利的空間，就大大地被限制。
就這么一個辦法，已經是大大的超出了李倓之前的設想，他覺得自己在某種程度上是真的低估了像是劉晏和張巡他們這樣的國士了。
一旦涉及到了內政上的事兒，他這個當皇帝的可就沒法像之前打仗一樣大包大攬了，而是只能提出一個問題，或者說明自己到底想要一個什么結果，剩下的解決過程，就得全部都讓劉晏和張巡他們來了。
也正是在這段時間里，李倓深深的感覺到一個王朝想要興盛的話，光有一個靠譜的皇帝肯定是不行的，還得有一群有能耐又忠誠的人輔佐著才行。
他們給李倓的驚喜還不止這些，為了防止底下的官吏想方設法的貪墨義倉里面的糧食，劉晏還想出來另外的一招，畢竟他們三人都在底下的郡縣里面做過官，知道這么大的一塊蛋糕就這么擺在這的話，是很難不引起一些人的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