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本是私有的，這些大地主大官僚們占有大量土地之后，還開始兼并農民的土地，沒等農民死，他這一百畝地就沒了，被兼并了。這一被兼并，國家就找不著口分田再往下分了，新出生的人就沒地了。
沒地了，我的租庸調就交不了了，農民就只能逃亡，逃亡后，政府的租庸調就收不上來，國家就沒錢了。整個連鎖反應就是，政府直接分配的土地減少，均田制無法推行，租庸調制也無法維持，直接影響到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提升朝堂的收入，劉晏提出來了這兩稅法。
這兩稅法說白了就是每戶按資產交納戶稅，按田畝交納地稅，然后一年分夏秋兩次，兩稅指的就是戶稅跟地稅。另外，還有一個意思就是一年收兩回，夏天一回，秋天一回，一年分夏秋兩次征稅。
兩稅法改變了自戰國以來，以人丁為主的征稅標準。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表明封建政府對農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
原來的租庸調制，它的收稅標準是以人丁計算，每個成年男子授田一百畝，每年為國家交一百五十斤糧食，兩丈四尺絹布。有你這個人，就有國家的一百五十斤糧和兩丈四尺絹布。意思就是，哪怕當年國家分給你的地已經被兼并了，地都沒了，但是只要你人在，照樣得交。那你唯一的選擇只能是逃亡。
那么被兼并的地到哪里去了？到我這了，因為我勤勞致富。
我們家八個兒子，你們家就兩個丫頭，所以你們干活干不過我們家，最后我們家發了財了，把你家地兼并過來了。但我怎么交稅?我還是按照我的人頭走，就算我現在有四千多畝地，我還是按照兩丈四尺絹布，一百五十斤糧這么交，因為我就一個人，你也是一個人，我交的和你一樣。
所以那時候是按人丁為主，而現在則按照土地財產為主，你有地的你多交，你沒地的就少交，甚至不交。沒有土地的商人，交總資產的三十分之一。
這樣一來就表明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放松了，原來租庸調制、兩稅法不允許人口流動，你這一百畝地在河東道，你人跑河南道去，我跟誰要稅去，你的地在哪，人必須在哪，地在人在。
實行了兩稅法之后這就無所謂了，你愛上哪上哪，因為誰占了這一百畝地，我就跟誰要稅，你可以隨便流動。
如此一來，你在這沒有地，可以上有荒地的地方開發，在一個地方的地被兼并了，你可以去任何其他地方，這就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對生產發展是有利的，兩稅法實行的好處就體現在這里。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劉晏才敢于在這個時候提出了這個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