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局面下，蘇州高淳縣的每一任縣令，蘇州府的每一任知府，浙江布政司的布政使，每年都在上書同一件事。
求求你了，萬歲爺，讓我們漕糧改折銀吧！
當然每一任的大明皇帝統統都是留中不發，從來未曾受理。
哪怕是張居正活著的時候，他都不敢動江南八府之地漕糧改折。
一方面是因為漕糧改折銀，會影響到大明京師的糧食安全，另外一方面，涉及到了大明朝初建的時候的矛盾。
當時朱元璋在滁州，而張士誠在蘇州，蘇州從上到下支持張士誠，本身張士誠也是他們推出逐鹿天下的人物。
后來朱元璋和張士誠在鄱陽湖上大決戰，好懸一股東風吹，朱元璋的小船燒了張士誠的鐵鎖橫江僥幸獲勝，否則張士誠的大船在鄱陽湖全勝而出，那天下就不姓朱，改姓張了。
這是一個極大的政治路線問題，哪怕是張居正都繞不過去。
萬歷九年之時，全大明，連遼東的建奴都享受了一鞭法帶來的好處，但是江南八府、浙江、湖廣、浙江三省，不準折銀。
當時的布政司和兩名知府、三名知縣于官衙上絕筆書，請求朝廷折銀，隨后自縊身亡。
張居正迫于壓力，將部分役折了銀，又偷偷改漕運為海運，當年，江南近五百萬的漕糧，如數入庫，江南士族連章上書夸贊萬歷皇帝的英明，夸贊張居正這個首輔真乃是大明的太岳相公。
一時間有海晏河清的景象。
可惜萬歷十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一死，當年海漕改回了河漕。
如果連建奴都能享受的政策，浙江、湖廣、江蘇無法享受，稍微松一點剝盤，就是圣明之君，這不足以說明江南百姓忠君愛國。
那大明自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親自下令，著令凡戶部官不得用浙江江西蘇松人，這道命令就是在仕途對江南的打壓。
不僅如此，這道政令的背后還有各州府縣的典吏文書，但凡是涉及到財會問題，都也不能使用浙江江西蘇松人。
這就是大明典型的一等朱、二等官、三等漢民、四等蠻、五等南。
其實韃清也壓根沒有解決江南重稅積欠的問題。
比如順治十三年，韃清戶部尚書車克，就上書：江寧蘇松常鎮五府，計五、六、七、八等年，積欠二百余萬兩，錢糧甚多。
江南等省原未完成八、九、十年份銀共三百五十九萬三千八百二兩五錢零。
到了順治十八年，康熙繼位的時候，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等官公同會議得，江南本年不敷五百七十萬有奇銀兩。
順治十八年的時候，過年的第一天，順治對大臣們口述遺詔了，第二天就病逝，撒手人寰。
康熙繼皇位的時候，江南那一年就欠了五百七十萬兩銀子的稅。
康熙直接發動了江南奏銷案，以刀斧手催繳稅糧，在追繳逋欠錢糧的過程中，共革黜四府一縣官紳士子一萬三千余名，最終收繳錢糧共四萬九千兩有余。
四萬九千兩，四舍五入計作：五萬兩，這就是殺了一萬多學子追繳出的欠額。
是韃清的刀不夠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