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在變，政策也在變，無論是個人，還是單位，亦或者說任何一個整體，都要與時俱進，才不會被時代的浪潮所淘汰。
正如李成梁在遼東做的種種事，在崇禎元年看來，李成梁收養努爾哈赤與舒爾哈齊，并且扶持他們一步步的上位，對日益龐大的海西女直四部進行掣肘，李成梁的行為，無疑于養虎為患。
但是，放到萬歷年間，朝中皇帝與臣子因為立儲之事，鬧得不可開交，而身為宰輔的申時行，又是一個極致的斡旋家，總是想從兩派甚至三派之間，尋找平衡。
朝中六部尚書長期闕員，部事無法正常運轉。皇帝身居內宮，三十余年不上朝。
張居正死，言官的不斷崛起，人浮于事，自嘉靖、隆慶、萬歷初年的政治遺產不斷被消耗，大明朝對于遼東的控制已經日益薄弱。
因為戰略以及國家性質問題，導致不得不發動三大征來維護大明江山的日薄西山，不斷的消耗著國力。
國內的土地兼并急速惡化，軍屯失田。
隆慶二年，任龐尚鵬為右僉都御史，管理鹽政、屯田，督辦九邊軍屯，又與陜西三邊總督王崇古一起，制定了極其詳盡的計劃，去實施開中法，屯田開中。
卻又因此制敗壞日久，已難收得實效，最后一次的嘗試解決軍屯流失失敗后，軍屯失田，已經到了政策無法調整，必須要動刀子見血的地步。
而遼東的邊軍**，戰力正在急劇下降，精銳在萬歷三大征之后，正在一個緩慢的恢復過程中。
而在這種內憂外患之下，李成梁的遼人制遼的策略，無論是對當時的大明，亦或者是對當時的遼東慕明之人而言，都是一種交待。
但是，放在崇禎元年的時候，再談起李成梁，無不以養寇自重與養虎為患去評價李成梁。
如此這般，李成梁的評價的反轉，就導致了此時朝中的風氣。
耿如杞長期不在任境，而在歸化城主持聯軍，抗擊建奴西進，而且還取得了極大的成效，所以，耿如杞，才會獲得大西王的諢號，時人談起耿如杞，莫不以此人為李成梁第二論。
這很不公平，耿如杞自己壓根就不想做什么大西王，他只想做大明的忠直之臣。朝中非議不斷，若非大明皇帝至今對耿如杞表現了極大的信任，未曾聽信這些讒言，耿如杞即便是再不想當這個大西王，也得被趕鴨子上架了。
大明就是充斥著這種官逼民反，民不想反又不得不反的腌臜事。
與時俱進，說易行難。
大明已經垂垂老矣，不是那個皇帝跺跺腳，翻個身子，整個亞洲都要震上三震的時候了，這種時候，對待蒙兀部的態度，當然要從過去那種華夷之辯之中擺脫。
但是朝臣們依舊高舉華夷之辨的大旗，耀武揚威。
耿如杞的聯袂土默特部、察哈爾部，抗擊建奴的西進，在大明的明公和輿情之中，是一件極其政治不正確之事，哪怕是取得了極大的勝利，卻絲毫不引起大明百姓的共情，就不足為奇了。
耿如杞吹熄了燭臺，緊了緊身上的大氅，已經進入了夏日，草原的風已經開始變向，帶著濕潤的水汽的東風，讓草原更加燥熱。
但是耿如杞的身體卻得溫養，即便是如此燥熱的天氣，他依舊得披著大氅。
這是好事。
若是哪一天耿如杞夏天耐不住熱，冬日里受不住冷，整日里出虛汗，那他就得準備后事了。
幸好，無論是小平頂山下與代善的正面對壘，亦或者是灰騰梁之戰，親自披堅執銳，卻沒讓他的身體進一步惡化，這對他也是一個極好的消息。
五毒之刑給他造成的傷害，正在逐漸恢復著。
耿如杞站了起來，看著霧沉沉的草原和黑壓壓的天穹，看著京師的方向。
吳又可已經到了，作為最近名聲鵲起的京師神醫，耿如杞早有耳聞，大明對接手察哈爾右翼兩旗的人丁和土地，已經開始了有條不紊的進行。
而此時，大明金國的使者已經去了喀喇沁部，差不多也該到了，而耿如杞對大明皇帝拉攏喀喇沁部的決定十分贊同，時代變了，大明已經放下些身段和姿態來，拉攏更多的盟友。
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行動，都是團結一大批，打擊一小撮，這也是個一般公理。
只是耿如杞一直憂心忡忡的看著京師的方向，他有些心緒不寧。
難不成是朝中的言官們又在彈劾自己？
耿如杞左眼皮直跳，總覺得有不好的事情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