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后，杜悅笙親自為二人把盞：“少帥，秦先生，多喝酒，多吃菜，少談政事……”
可是張學善這樣的人，怎么可能不論政事？
酒過三巡，秦笛說道：“我是鄉野小人物，不明白天下大勢。我想請問少帥，為什么清先生不肯破釜沉舟，堅決抗日呢？”
老實講，清先生也是強烈的民族主義份子，日后寧肯退出聯合國，也絕不放棄大陸版圖。可是這樣的人，為什么直到1937年西安事變，都一直對日妥協呢？難道說是因為他在日本留過學？
張學善搖了搖頭，道：“軍閥割據，政令難以統一，國力衰微，無法與日本匹敵，所以盡量避免全面抗戰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
九一八事變后，清先生在德國人的幫助下，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創建軍工廠和重工業。在西安事變前一年，他還堅持“和平未到完全絕望之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
但他為什么不把想法告訴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國民眾呢？
因為當時日本內部對是否攻占整個中國也有分歧，日本政府向“國聯”提出的對華五項條款，其中有“保護日本臣民在滿洲之一切和平業務，尊重日本在滿洲之條約利益”，同時也有“日本尊重中國土地之保全”。
雖然這種條款形同于溫水煮青蛙，但是清先生和一部分青白黨的人士認為，中國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國的時間，以積蓄自己的力量，故而從長計議。
當時胡時發表“華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張“停戰謀和”，指出以中國之國情“不足以對日言戰”；“戰則必大敗，而和則未必大亂”。胡時后來還提出，“日本倘能自華撤兵停戰，中國不惜承認滿洲國”。胡適為文解釋說，當年比利時曾被德國占領，法國割兩省給普魯士，都是由于實力懸殊而采取的權宜之計，后來有實力又收回。
胡時的軟弱，跟汪大衛的曲線救國，又有什么不同呢？
不過，1937年日本進攻全中國的時候，胡時堅決主張全民血戰，直至最后一寸土、一個人。在這一點上，他跟汪大衛恰好翻轉過來！
飲宴到最后，張學善喝得醉醺醺的，問道：“秦先生，過些天我想去歐洲考察，路途遙遠，能說話的人很少，要不然，你陪我一起去如何？”
秦笛婉拒道：“多謝少帥盛情邀請，可我暫時走不開，對不起了。”
他不想跟張學善接觸太深，如果兩人一起去歐洲，在報紙上一登載，肯定會吸引很多人的眼球，給他增添更多的惡名。
而且，歷史上張學善去意大利，還見了墨索里尼，拿到一枚“皇冠大十字勛章”。隨后，他從意大利到法國，再到英國，耗時大半年。
秦笛可沒有那么多功夫陪對方玩！
他在長途飛機變得可靠之前，暫時不愿意坐輪船出海，此時的歐洲也是一團糟，有啥好玩的？有那個時間閑逛，還不如去洞天福地修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