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很平靜地向宋蕾講了他和孫小敏的故事。
他出生在一個北方普通工薪家庭。家所在的城市，正面臨著大下崗，企業效益不好，職工收益可憐。
而他，卻考上了當時處于改開窗口的南方大城的大學。
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北方一般收入的城市上大學，一月三百塊的生活費可能還湊合。可在這改開已經初見成效的南方大城里，一月五百都得算計著花，還不知道能不能花到月底。
像高峰他們這一代人，活到今天的，都覺得自己有資本，都覺得自己是諸葛亮，無所不能。自己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事情，打死都不信，醉死都不認那壺酒錢。
他沒上過大學，或者在一個三線小城里上過個專科或者技校什么的，聽說那時候一月花五百，很是氣憤。特么的老子一月才有一百五，你憑什么一月要花五百？
也不看看你在哪兒上的，上的什么，就知道張開嘴閉著眼噴。其實，這就是一種嫉妒，氣人有笑人無。還是一種固執，我沒享受過的，你憑什么享受？
固執而又盲目自信自私，造就了這一代的廢物本性和無能。所以，種花家成氣候的，多是五零后和六零后，再不就是八零后和九零后。七零后是最沒有希望和最頹廢的一代人。
高峰在大學里，經濟情況一般，家庭情況一般，又是最頹廢和最斤斤計較的七零后。像他這種情況，還真沒有人愿意和他談戀愛。
所以，大學里他沒有談過戀愛。
他和孫小敏同屆同系不同班，在大學里的時候，他們一點不熟，甚至可以說不認識。沒說過話，但知道有這么個人。
他們是找工作的時候才漸漸熟悉的。
那時候，高崎還沒有發跡，還在唐城量具模具分廠干他的設備維修工，家里依舊很窮。
在南方大城里生活了四年的高峰，已經習慣了那里的繁華和生活方式，不想再回到北方落后的唐城去了。
那里工資高，那時候在那里掙一個月就頂家里他父母掙半年的。但消費同樣也高，對一個剛剛從學校出來，什么都停留在理論上的大學生來說，工作并不好找。
工資低了，連房子都租不起，工資高的職業競爭激烈。
在宋蕾面前，高峰坦然承認，他能在南方大城得到一份過得去的，頗為體面的工作，孫小敏幫了他的大忙。沒有孫小敏，他無法在那個城市里立足。
“我們在一起，不是因為愛情。”他對宋蕾說，“是互相需要。她看上了我的人，我需要她的幫助。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兩個在一起，可以省去一個人的房租，自己做飯吃，比一個人買著吃要便宜好多。”
至于他們之間，或者說他們在南方大城打工的那段時光里，到底有沒有愛情？反正通過高峰的敘述，宋蕾聽不出來，反倒覺得這個孫小敏很有心計。從某個方面來講的話，高峰倒有些受害者的意味了。
這，興許就是高峰上大學四年，唯一學的比較扎實的本事了。通過對事件不同角度的，慢條斯理地敘述，絕對不破故事架構和真實性，卻與敘述中神不知鬼不覺地融入一些屬于他自己的情感，讓傾聽者得出有利于他的判斷。
“后來，我哥就發了。”
停頓一會兒，估計宋蕾已經消化吸收了他前面的敘述，他才繼續往下說：“他的發跡很快，在唐城，早就被夸大成傳奇了。當時我們還在南方，連孫小敏都覺得，像我哥那樣沒有文化的人，干不成什么大事業。所以，第一年我們回來探親，我哥希望我們留下來幫他的時候，孫小敏拒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