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普通人來說，只有作為的、發生了的事情，才能夠給他們新的知識。
而對于敏銳的高智商人士，尤其是做過律師、談判專家或者測試工程師的資深人士而言，沒有發生的、或者以不作為姿態體現的事情，同樣會給他們提供很多有用的信息。
因為這些人往往游走在極限試探作死的邊緣。
當他們干了一件自以為肯定會犯法、或者導致人質被劃兩刀、或者BUG報錯的事情后，卻居然沒有遭到報應，
那么他們就會修正腦內的預設想法：原來現行法律的執法尺度這么松、原來這個歹徒的心理承受極限那么強、原來搭檔的程序員沒那么菜……
而李素顯然也是這么一個人。
所以別看他每天聽婢女鼓瑟泡澡沒做事，他在這半個月里，他就于無為之中摸索出了一些心得，調整了對將來改革變法難度的認知。
這個認知就是：在漢末，搞關于錢的改革，遠比搞關于人的改革，要容易。
這個認知說來簡單，但總結的過程卻不簡單，而且很反現代人的認知模式，李素也是花了好久靜下來才想通的。
因為在現代人看來，財政改革和人事改革都是零和博弈，現代人習慣了金融資本注意的大水漫灌，見多了金融危機一來瘋狂印鈔票稀釋窮人財富，所以他們知道錢會生錢，知道錢多的人會越來越多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知道有錢人憑空變出錢來本身就是對窮人的剝削。
李素一開始也下意識怕漢末的人這么抵觸他，但最后發現想多了。漢末還沒有金融（高利貸是有的），人們腦子里也沒有普遍的“有錢人會越來越有錢”的絕對認知，大家都還相信財富是勞動創造出來的實打實東西。
只要人心還相信蛋糕是可以被做大的，應該把目光放在做蛋糕而不是分蛋糕甚至扯后腿上面，那么李素就能用技術革新和發展生產力，來彌合稅制改革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矛盾。
逐漸把人與人的矛盾，轉化為人與自然、人與技術的矛盾，把大漢從末路上帶出來。
從最終爆發的反抗節奏來看，也是從李素的治蜀方略中生產力得到更多發展的郡選擇了支持，只有那些得益很少的郡才建議比較多。既然如此，繼續發展生產力，就有可能贏得全面支持。
而相比之下，關于人的改革，也就是人事制度或者說選官制度，才是任何時代都一樣難的存在。
如果李素今天要搞的不是租庸調制，而是什么科舉制或者九品中正，引起的爭辯激烈程度肯定要強上十幾倍，而且哪怕他可以在生產科技上開掛也壓制不了這種爭辯。
因為漢末的人已經很理解“人事選拔是一場零和博弈”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錢可以變多，官不會變多，或者說官亂封就會貶值，別人容易做官就等于你不容易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