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劉巴打消了他們的這種幻想，表示他和李司空討論出來的費率是“運河類過路費，要按照運河沒開通前，走舊航路的平均運費增加額的一定比例”來征收。
這個算法乍一聽讓很多數學不好的官員有些懵逼，最后還是趁著飯點相互討論請教數學好的，才大致明白是怎么個邏輯——
毫無疑問，這個單次收費額度的算法，李素也是輕易借鑒了后世的常識。
畢竟，運河不光有鴻溝、邗溝那種千里或數百里轉運類型的。
更有未來的南陽-潁川運河和靈渠那種絕對距離雖短、但修建難度極高、溝通兩大重要水系、能顯著節約水運總里程類型的。
如果按照運河里程收的話，那朝廷就只有積極性去修前一類運河，而不會修后一類了，這里面必須平衡一下。
就好比后世的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的收費標準，根本跟運河本身里程是一百海里還是二百海里毫無關系。
蘇伊士運河是按“你不走這兒，繞整個非洲要多開一萬八千公里，所以我的運河通過費應該按你少走了一萬八千公里的幾成來算，最終你走運河還是賺的”。
同理巴拿馬運河也是按照“少繞一個南美洲，節約一萬兩千公里成本”來算的。
古代華夏王朝數學治理不好，也沒有統治者這么算賬過，但李素就是把這個算賬模式引入了，確保官商都有得賺，最快速度收回投資。
比如就拿他現在要修的南陽-潁川運河，別看河道才七八十里。但李素是按照“走運河從荊州到豫州，基本能節約兩千一百里水路，或者節約八十里陸路車載運輸和兩次換船裝卸”來計算節約額的。
當然要注意，這里面的表述有一個“基本節約兩千一百里水路”，并不是一概而論。
因為這是以“原先從江陵或者武昌走長江到蕪湖濡須口、再轉淝水淮河潁川到許昌，現在改成江陵或武昌直接往北走漢水和運河”來算的平均值。
實際上如果是從宛城到許昌，你非要頭鐵走水路還不換船的話，能省兩千八百里，這是最極端的情況。
而要是從武昌更下游城市啟運，比如柴桑，那節約里程說不定只有一千里。同理你要去的目的地不是許昌而是黃淮更下游區域，節約也沒那么明顯。
就好比走蘇伊士運河的海船，如果出發點不是歐洲到亞洲，而是本來起運就在非洲，那當然省不掉“節約掉繞整個非洲里程”那么多，起步就已經在半道上了。
所以為了公平起見，李素在算南陽-潁川運河節約里程時，是按照保守值算的。從江陵出發的物資（所有未來益州產出的物資要去北方，都得經過這個點，所以這個點最有代表性）能節約兩千里，李素實際上折半只算節約一千里水路。
而收費部分是按理論節約成本五五開，官商各占一半利，也就是“相當于水路走五百里的運費”。
商人覺得交相當于船只五百里運費的過路費還是劃算的，賺到的更多，那你就走運河。覺得不劃算，那就跟寧可繞非洲不走蘇伊士運河的現代商人一樣，雙向選擇童叟無欺。
大多數乍一聽這個數字的文官，下意識覺得劉巴和李素的過路費收費標準太黑了。
直接相當于五百里水路運費？那豈不是遠遠超過一船貨物貨值的百分之二？那可比原本的傳統過路關稅貴多了！
但轉念一想，這些新基礎設施就是朝廷籌資建的，覺得不劃算不走不就是了么，朝廷又沒逼你走。錢的事情讓商人自己去算賬決定劃不劃算，買定離手，倒也靠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