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場10%人口感染的瘟疫，說不定就漸漸平息群體免疫了。一場20%人口感染的瘟疫，說不定就到了總爆發的臨界點，后續會惡化到30%、40%感染率。
但法正堅持擴大戰爭的理由也有點說服力，他認為長痛不如短痛，如果滅曹能提前一年甚至兩年，早點兒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百姓痛苦也會小一點。
劉備說實話有些心動，拿法正的意見跟荀攸商量了一下，又跟劉巴、諸葛瑾商量了一下。
荀攸沒有明顯傾向，只是勸劉備決策前要慎重。
而諸葛瑾和劉巴則是明確勸劉備別這么干，這么大事兒應該先跟丞相商量商量。
頗懂經濟規律的劉巴還私下跟劉備表達了一種觀點：
桓靈時天下大亂，漢統衰微，當時可不是僅僅因為“戰亂不斷，百姓困苦”，而是天下的土地兼并、貧富懸殊等等種種社會弊端，已經積累到了非常深重的程度了。
所以，早點結束戰爭狀態，卻不解決社會問題、不對社會經濟運作做好改造的話，就算重歸和平，說不定反而掩蓋了更多問題，那也就是回到沖質桓靈之前的漢安帝、漢順帝時期。
換句話說，形勢會比桓靈好不少，但程度也有限。如果說桓靈狀態屬于“三十年后就要亡天下”，安帝順帝時期也不過是“六十年后要亡天下”。
劉備總不會希望他將來傳位給后人，天下也只有五六十年太平吧，那可是比劉秀中興的效果還差得遠了——當然這話劉巴不敢直接說，只是潛臺詞里隱藏了這個道理。
最后，劉巴敏銳地指出，說他這些年來搞經濟工作、得丞相耳提面命教誨、學習進步，揣摩出了一個道理：
那就是戰爭狀態可以轉移內部矛盾，并且利于推進改革。
有些改革在和平年代阻力重重，那是因為沒法用“需要上馬這項改革來提升朝廷對外戰斗力”這個借口，讓一切阻撓者讓路。
而戰時體制，可以把一切阻撓改革的人打成通敵，也能合理合法加強動員，對于真心想革天下之弊的雄主，是一個很不錯的工具，所以劉備不該覺得戰時狀態是一種負擔。
劉巴還舉了個例子：要是戰爭那么快打完了，陛下還有什么理由繼續發行“戰爭國債”？還沒來得及干完的那些改革，有足夠財力支持嘛？為什么不趁著戰爭的尾聲夾帶私貨呢？
（注：必須澄清一點。利用戰時的緊急狀態更利于做事，這是一把雙刃劍。在劉備、曹操這些人手上，是確實革除弊政、為國為民改革興利的。
但歷史上也不乏嘗到這種制度好處后，賴在戰時體制的便捷性上不肯過河的。比如曹叡的十四年任期里，前八年就屬于利用戰時體制做了正事兒，扛住諸葛亮的壓力，他自己也不敢懈怠。
可諸葛亮死后，曹叡的最后六年沒了外部威脅，就屬于賴在戰時體制的紅利里不肯下來，依然高強度動員，但搜刮來的民力都用來造宮殿個人享樂，腐化墮落。所以我并不是一味為戰時體制的優點鼓吹。）
這話劉巴也是不能在朝議上說的，太陰損了，私下里跟劉備說說倒是可以。
而且劉備想拒絕法正、理由也很充分，都現成擺著呢，就說不忍河北百姓連續受苦，完全不用提別的。
劉備聽后果然猶豫了，沒有再被法正的意見左右，決定去雒陽，問了李素和諸葛亮再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