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的正統論和立信論是很難懂透徹的，所以劉備學幾次無法完全掌握很正常。
法正為代表的朝臣，學完之后依然難以區分“兵者詭道”和“立國以信”之間的界限，也是依然模糊的。
尤其是分歧于“對于失信、耍詐過的敵人是否能以暴易暴？如果能，又該做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可以徹底不擇手段不講下限了？”
包括后世很多秦粉，一旦陷入狂熱，就拿“六國也不是白蓮花，大家半斤八兩”來和稀泥。
這就必須把原理說清楚。
李素非常誠懇、循序漸進地跟劉備分析：“秦漢以來，治國先以韓申、后以黃老、末尊儒術。但韓申之便，久為人君所難割舍，所以偏重術、勢以害法的權宜之計，屢見不鮮。
孟子以人生而有四善之性，倡信義。荀子以人性分為性、偽兩部，性惡而偽可善。然此二論在百官、學士之間多遭陽奉陰違，多因讀書人看透了大漢‘儒表法里’，寧可信韓非對人性之判斷。
依韓非之言，‘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惡行為人所知，便會為人所防，智謀發明新詐，被騙者下次就會更加提防，互信便已不存。故爭于氣力之時，智謀之用尚且衰微，何況道德。
孝直此番學信義之用，到了實踐施政時卻再次動搖，認為‘對付本身歷史上也曾使過詐的敵人，就可以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說白了，就是被韓非的‘當今爭于氣力’論所誘，覺得越到后世，道德愈發淪喪。所謂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人君倡導信義，也終究只是一時肅清風氣，不得長久。
所以，要破除這種邪念，關鍵是要分清信義之用的界限，并且分清人性善惡的界限，從孟、荀、韓三論中尋找真諦。陛下若是有暇，臣愿由實向虛，先論實政，再論綱常。”
劉備聽到這兒，也是放下筷子，正襟危坐：“賢弟盡管細細道來，今夜朕也不覺困倦，不把此中道理想透徹，怕是難以入眠。”
李素就先還是從秦始皇和六國時期的實例，來分析無信的法理對錯細節：
“臣還是以孝直質疑的秦亡說起。春秋戰國五百年，可謂就是一部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典范，每到末世，道德愈發淪喪。
所以，要在最后的七國里，找出一個‘完全沒有使詐失信過的國家’，還真是找不出來。所以從純粹的信義論角度來說，活下來的七國，多多少少都有可亡之罪。真正的君子國，早就如宋襄之仁的宋國那樣滅了。
但如若天下為政修史者就停留在這個層面、和稀泥，學韓非崩壞道德，那人性和治國就真沒救了。我輩治學窮究天道，當然要分清其中惡性程度，盡量揚善貶惡。
所以臣苦學剖析，得出諸國‘無信之惡’，也是有本質不同的。這個分界線，就是是否試圖‘滅史滅法’。換言之，無信有兩種，一種是愿意付出失信代價的無信，一種是不愿意付出失信代價的無信。
前一種無信，多多少少是免不了的，是人之常情，不可苛求。正所謂人孰無過，人一輩子怎么可能一句謊都不說、所有說到的事情都信守諾言？
而一味崇尚韓非之學者，就喜歡抓住這點攻訐人性，認為所有人都只是失信程度輕重，本質并無區別。然后鼓勵所有人都無信。
但我們必須看到，這種‘無信’是會付出代價的，而且絕大多數已經付出了代價，換言之，這種無信，只是一個與‘天道大義’的交易。
很多人是知道自己做不到諾言，或者說謊，會付出什么代價的，而且愿意付出這個代價。
這種時候，對于其無信，只要依法處置、依天下公義討伐，贖清其罪即可。
六國歷史上失信的時候，他們知道自己會被‘天下公義’懲罰嗎？這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