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除了逼之外，大順的技術進步，導致大順從寶石行業中獲得了超額利潤，也是一部分原因。
其實，如果搞“大順特許錫蘭公司”，不用腦子，用丁丁想，也可以知道，資本不會選擇華人作為勞動力，而是會選擇運費更便宜和有種姓制度反抗度更低的泰米爾人。
泰米爾人到錫蘭的距離，并沒有從南京到上海遠。
華人雇工到錫蘭的距離，卻相當于從上海到阿拉木圖。
運一個華人的成本，是運一個泰米爾人成本的20倍不止。
而且，當年南洋的事，巴達維亞烏衫黨，也給大順的新興階層留下了一個深刻印象華人逼急了，就容易反抗，遠不如種姓制度下的人馴服。
資本如果不受約束，會選哪個
官督商辦，從純粹利潤的角度來看，可以說，肯定不如官不督、資本完全自由的利潤或者叫“效率”高。
某種程度上，劉鈺的諸多變革類似于客觀上完成了一項歷史上進步的事業，純是借助大順的特殊情況，來完成一項歷史和生產力意義上的進步。
劉鈺是經常站在資本的一邊，打壓小農、鎮壓起義、有時候還要在朝中為資本家們保駕護航，但要說劉鈺真正和他們站在一起，那肯定也不是。
實際上劉鈺做事的邏輯，其實很簡單
保證資本投資的利潤，比在大順買地收租高、且高過歷史傳統帶來的對土地的信賴加成就行。
資本逐利，就像是水往低處流一樣，是個基本的規律。
包括大順的土地兼并，其實也是符合土地私有制下的逐利規律的。
早就有人說了，家有錢財萬貫，今天賠了、明天燒了，遠不如土地，戰亂之后，張家的仍是張家、李家的仍是李家，本身收租的回報率也不低，還有充沛的避險投資性質。
土地私有制加土地買賣允許，資本自然往土地、放貸上跑。無形之手嘛。
所以劉鈺非常欣賞“西方人用火藥征服世界、中國人用火藥做爆竹”這句“反思”反思錯了，這分明體現了中國人民很早就有的市場經濟精神，利潤導向。
伽利略這種威尼斯軍械局資助的力學研究、拉瓦錫這種火藥局局長的化學研究，分明就是逆市場經濟的國家管控和政府引導下的“邪路”嘛。
劉鈺也沒琢磨著靠意念，愣是改變這個規律，幻想什么資本家是一個民族的就一定會為民族崛起、大爭之世而放棄利潤。
他只是在利用這個規律。
水從甲流到乙，不是規律；甲比乙高，水從高流向低，才是規律。
那就簡單了。
可以把乙墊高一點。
比如他在松蘇地區，搞全面的田畝清查、標準十一稅，提升土地價格，降低買地收租的收益，轉為貨幣租壓低糧價逼佃戶退佃逃亡。
也可以在再挖一個丙，比乙要深。
比如關東、南洋的大開發；海外貿易等等。
他在蘇北，對鹽戶進行殘酷鎮壓，就是讓投資蘇北墾荒的利潤，要比把錢在松蘇買地收租的利潤高。
小生產者的鹽戶既然阻擋，那就鎮壓。
他在漠河黑河等地提出的移民實邊的金礦計劃，則是另一種思路，即從一開始東洋貿易公司必須承擔軍事義務和培訓水手義務時候的思路即便承擔種種義務的額外開銷，利潤回報率依舊比買地收租要高，你不肯，有的人是肯干。
純粹的追求利潤、追求回報率，那是資產階級奪權之后，成為統治階級，并且制定了符合其階級利益的法律之后，才可能出現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