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糧產地往中原地區過高難度的運輸制約。
以及河南、荊楚是天下中心，此地若亂，則四周必亂的必然現實。
還有就是對于“王朝末期被逼著做事的時候，往往吊毛也干不成”的經驗。
陜甘可以墾套、遷西域；閩粵可以下南洋；山西可以走西口；河北膠東可以闖關東；松蘇江浙可以有商品糧；四川德祐于都江堰等只要不瞎雞兒收稅一般沒事唯獨中原地區，既沒有商品糧輸入救濟、也沒有逃亡墾荒的方向，一旦出了事，那就是大事。
外加那個非常晦澀難懂的、一般人未必理解的“老百姓有飯吃一般不會造反”的道理。
所以皇帝對于太子第一條鐵路該往哪修的想法，覺得相當的幼稚。
黃河哪天出事，這誰說得準就像是幾年前的里斯本大地震，這還有說得準的事兒
第一條路居然不琢磨著貫穿中原、聯絡荊楚，竟然琢磨著往張家口、承德、關東等地修，這如何能當明白鐵路時代的君主
就算不修到張家口的鐵路，商人的高利貸依舊控制著蒙古；就算不修到承德熱河的鐵路，大順的軍隊也依舊壓的北邊不敢反叛。
不是不能修，而是這對皇權的統治而言，是錦上添花的東西。
歷史上的普法戰爭，德國總參謀部們對鐵路的認知，是高效的兵團機動方式，將極大地改變陸地戰爭的模式。
而對大順而言，對鐵路的認知，是不可能走上普法戰爭的認識的，因為大順周邊有啥需要修個鐵路否則打不贏的敵人嗎能修鐵路的、好修鐵路的地方，腳板子一樣打贏；打不了、不好打的地方，肯定是不好修路、或者這時候壓根沒法修路的地方。
是以大順皇權對鐵路的認知，從一開始就必然要是維系統治、方便賑濟、便于輸糧、有利鎮壓的。
京西煤礦到京城的鐵路，延續的是這樣的思路，為的是京城燃料的穩定；而真正琢磨著要用印度稅收修的第一條大鐵路，也必然是延續這種思路的。
皇帝覺得，太子欠缺的，就是一種對“器”的認識，了解、以及如何使用的思路。這可不是什么好事，因為這件事可以教，那么將來出來新的矛盾、新的問題，不能按圖索驥了，沒有思路，可咋整到時候豈不是一臉懵逼
守舊派搞不明白。
實學事功派，過于激進。
新學派，腦子里有自己的想法。
做皇帝的沒有個一貫以之的思路，到時候便會覺得公也有理、婆也有理在李淦看來，熙寧變法沒有問題，之后的舊黨復辟，也沒有問題。
問題在于變法也好、復辟也罷，皇帝都得凌駕于黨爭群臣之上。
而要凌駕，就需要有自己的思路、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認識。知道要怎么辦、知道要干什么。
朕即國家，朕要做什么，新黨、舊黨、守舊派、實學派、復古儒、激進工商派，皆工具也
否則，那要被人玩死的。
大順的改革，從來不是劉鈺宰執天下的狀態下改的，至始至終在皇帝看來他都是個工具，因為皇帝知道大致該怎么搞，大致知道哪些事可以干、哪些事干不得，群臣爭議那都是個屁，聽響兒罷了。
包括在成體系之前，劉鈺在皇帝看來，不過是一個郎官類宦官，借皇帝之勢，在外開府，以近臣寵臣之幕府而行變法的。既不是丞相開府，也不是執掌天佑殿一言堂，其中區別，可大了去了。
既不會罷免劉鈺，也不會改革科舉，更不會罷免那些攻訐劉鈺的大臣。
只是，要是太子就這成色，即便自己臨走之前，把幾個必須要“帶走”的人一起帶走，怕也必要搞出來王莽改制一樣的大亂至于靖康恥這種事，李淦琢磨了琢磨，覺得即便妄自菲薄許多，這天底下已經沒有再能搞出來個靖康恥的政權實體了，倒是感覺距離類似王莽改制越來越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