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套學說，在法國現在是顯學。
其理論推出的理性結論，就是只應該收土地稅，而任何對工商業收稅的行為，實際上都是把壓力轉嫁到土地所有者身上。
而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是唯一增加社會財富的方向，那你把壓力加在財富增加的唯一手段上，那不是阻礙社會財富總和的增加嗎
比如說，你收鹽稅。
那地主要不要吃鹽地主的雇工要不要吃鹽雇工吃的鹽，是地主給的錢。而地主的錢，又是哪里來的呢是種子經過自然偉力后增值的結果。
那么，你對鹽征稅，不就等于降低了地主對土地的資本投入了嗎
那么這不就影響到社會財富的增加了嗎
由此，可以推出，不管是對啥征稅，最終的賦稅，都要由土地所有者所承擔。而最終，也將影響對土地的投入，少了投入，就少了產出，而土地又是他們學派認為唯一“創造”價值的手段。
所以，最合理的稅收模式，就是只對土地征稅，取消任何形式的工商稅。
這套在劉鈺看來純粹扯犢子的學說，在法國卻產生了一種奇妙的反應。
因為，法國有特權階級。
法國的特權階層，有大量土地。
法國的特權階層，有稅收優免。
而只針對土地收稅的這套學說，自然也就意味著，土地越多，交的稅越多，也就是和反對法國的特權階層這個社會現實融合在了一起。
法王一看，哎，這個學說好，尤其是那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很有道理啊。
于是法王還專門學中國，在春天的時候，親自扶犁，親耕籍田，以為王國表率。
然后，就出事了。
在重農學派的影響下，在配合上啟蒙主義的傳播。
實際上，一部分特權階層、貴族階層，以及大量的第三等級中的富裕階層，都向國王請愿。
希望國王“按照土地多寡，征收全國統一的土地稅”。
聽起來，好像是個好事，對國王的財政大有裨益。
但是，事情是一個事情，法理上就出問題了。
“我們支持全國統一土地稅的原因，是出于人的平等，而不是因為國庫的錢不夠用了。”
“客觀上，實行全國統一的土地稅，將增加國庫收入。”
“主觀上，我們必須說清楚，我們不是因為國庫沒錢，而同意全國統一土地稅的。”
“我們是出于人的平等這個概念，提出的全國按照土地統一征稅的請愿。”
“我們甚至支持廢除征稅豁免權、支持取締免稅權、財政特權。但我們必須重申，我們支持，不是因為國庫缺錢，財政沒錢了，而是出于人的平等的理念來要求廢除這一切特權，并且按照土地多寡來收稅。”
“只不過，我們對平等的支持，恰好增加了國庫的收入而已。”
“你不要以為，我們是為了增加國庫收入而同意統一征稅的。”
整場事件中，最有意思的，還是巴黎的高等法院。
如果代入到前朝的袞袞諸公，或者歷朝歷代的士大夫，他們和巴黎高等法院的那群人的歷史意義，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