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義上，會有很多人認為，本國征收關稅是邪惡的、重商主義是邪惡的、科爾貝爾主義是邪惡的、本國工業保護也是邪惡的。
這些都是新時代的巴別塔，是阻止全人類理性去判斷各國的自身比較優勢而發展本國最適合的產業的毒瘤。人類的未來是美好的，本國適合種地就種地、本國適合紡織就紡織，放棄本國不適合的產業，只有這樣才有全人類的未來這個想法，源于歐洲的列國紛爭，體量太小，互補性很強，他們在琢磨這個問題的時候，大順還沒把船開到歐洲，告訴這個時代的歐洲人不，此時一個上三億人口體量的國家，是有可能全面發展全產業的。
而這套理論，在大順本身就已經實踐了，并且依靠一個不算完美的統一的國內市場，做到了遼河種黃豆、山東養柞蠶、南洋種大米、福建種茶葉、松蘇織棉布。
但這套理論的前提，是福建、山東、遼東、松蘇都屬于大順。雖然牽扯到一些內部地方勢力的利益和百姓失業問題，但整體上各省都沒有海軍和陸軍。
歐洲的問題是，我也想搓羊毛、你也想搓羊毛。
你說你更適合搓羊毛，我更適合養羊，可我還覺得我更適合搓羊毛，你更適合養羊呢。憑啥你搓羊毛賺大錢，我養羊賺小錢
這種空口爭辯沒啥用，最后還得上軍艦、列兵，大炮。誰的軍艦多，誰就適合搓羊毛；軍艦少的那個，適合養羊。
劉鈺之前的歐洲之行，到處兜售自由貿易理念，配上他在啟蒙主義者里的“理性學者”的身份，效果是非常巨大的。
最起碼，此時法國的顯學，重農主義，肯定是在輿論上給大順以極大的支持。重農主義和種地無關，其核心思想是只收農業稅，免除任何形式的工商稅。
還有就是資本勢力的此消彼長，這一次法國在印度戰敗，法國東印度公司的股東損失慘重。
而之前一直沒機會上車的資本，眼紅已久，此時當然是盼著大順直接把貨運到法國，交了關稅之后，由他們控制東方貿易品在法國和其殖民地的銷售。
這和瑞典的情況還不一樣。瑞典沒有廣闊的內部市場，大順與瑞典的合作，說的好聽點是貿易，說得不好聽點，就是歐洲最大的走私集團。
也就是英國議會關于“西印度蜜糖法案”議會爭論中的那句“北歐工業品將傾銷殖民地”的源頭北歐自己有個吊毛的工業品，倒是有兩個超大號的和印度一毛錢關系都沒有的東印度公司。
瑞典那百十萬人口養不起買辦集團，只能養得起專業走私販子；法國的內部市場可是極為廣闊，很能養得起一支專業的買辦集團。
而且，如果法國征收對大順貿易品的正常關稅，只要買的足夠多，確實可以達成“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效果。
這樣，法國就可以取消對貴族和特權階層征收的“全面二十分之一稅”了，這筆稅款，完全可以由關稅取代。
這是一個能讓啟蒙主義者、特權階層、巴黎高等法院、金融資本都高興的提議。
只要不把那些生產者、羊毛工人、紡織工、陶工等看成是人民，那么這個提議，就是一個對“全體法蘭西人民”都有利的提議。
當然，此時大順趁著歐洲的中國熱和啟蒙運動，還披著一個“理性主義者的理想國”、“迷信的無神論之國”、“道德與法律之國”的大氅披風，哪怕是這種很務實的談判，大順使節團的人也要照本宣科地講這些大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