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過，因著大順這邊，反教會、反宗教、反封建繼承法、反貴族等訴求，沒那么強烈的需求。
所以表現出的形式，是以一種萌芽的“權利和義務之統一”的思想為主的。
而這種想法的典型，就是圍繞著大順改革繞不過去的貿易中心轉移之后，得利者是否應該出錢安置舊商路上的失業百姓所展開的爭論。
看上去，大順參與一戰，內部歌舞升平、勃勃生機。
歐洲打的頭破血流，連北美東海岸也未能獨善其身，唯獨大順這邊安安靜靜。
實則，一戰對大順造成的影響，不比直接幾十萬軍隊列陣對轟的影響小。
實學派內部，開始出現了非常激進的思潮一戰打完后，我們怎么辦我們要干什么
因為，從最開始，大順的種種改革，走到現在，明眼人都覺得，這一切都是在為這場世界大戰所準備的。那么，現在這場世界大戰即將打完了，興國公等那一輩人已經老了，甚至現在也不管太多事只是蹲在山東挖黃河、修道路。
實學派的很多人都陷入了一種說不出的迷茫當中之前的一切，都看懂了，是為了一戰，那么之后呢
如果說，歷史上的法革，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即七年戰爭的失敗，最終爆發。
而此時的大順，則陷入一種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打贏，但打贏之后怎么辦的迷茫中。
大順這邊，自古以來，對這種事，尤其是激烈的變革，是不怎么喜歡空談的。
王莽也好、安石也罷，激進的變革，是要拿出具體的東西的:地、稅、法、錢、政，這些實際的東西，而不是空談的東西。
包括歷史上顏李學派等人，他們寫的東西，側重點從不是“經”，側重點是“藝”官制、稅收、田畝、學堂、人才選拔、軍制等等這些東西。
經，是我們這么做是對的，著重點在于論證“對”。
藝，是我們應該這么辦，著重點在于“辦”。
因為從始至終，“對”這個東西，其實從諸子百家開始，大家的態度其實基本都是一致的。什么是對國泰安康、人民安定、有衣有食。
儒、墨、楊當時的三家顯學，都是在討論這個的，無非是在“怎么辦”這個問題是，分歧極大而已。
新學派存在的最大意義，是潛移默化地灌輸了一些方法論，解決“我們應該這樣做”的“這樣”，到底是“怎樣”的問題。
是以，大順這邊的啟蒙運動，和歐洲那邊的，在表象上完全不同因為大順這邊普遍不信教，所以不可能從經院哲學衍生出的人與神的關系，搞出一堆“不辯自明”、“不言而喻”的東西。反倒是，因為大順這邊普遍不信教，所以大順這邊的啟蒙運動，圍繞的是“權利和義務的統一”、“土地所有制到底是國有制還是私有制”、“是否要限定商人購買土地”這些東西來的。
這也和大順這邊的官方意識形態有關，因為實際上大順理論上的官方意識形態，陳亮葉適等人那一套，也是“以藝修身、藝大于經”這一套由內而外的東西。
當然，是內核。
也正是因為如此，由外而內的內核，所以葉適等人的想法，才會是全面復禮，以方方面面的制度，由外而內地達到真儒道統。
這套內核就是如此，包括顏李等人，其實內核也是這樣:想當真儒，那就學君子之藝，在實踐中體會儒之真意，由外而內，融會貫通，最終大徹大悟。也所以，反對者狂噴他們是異端的理由之一，就是“人要去什么地方，得先知道自己要去哪，然后才能知道該往南走還是往北走。你們可倒好，不先學去哪，先蹲在那造車養馬，然后說只要車造好了馬養好了，就好了。那你們的目的，到底是去那個地方呢還是你們的目的就是造車養馬呢”
也正因如此，大順這邊官方意識形態的影響下，這種由外而內的味兒，還是很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