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而，抓住了這個事實，以史為鑒，讀明白食鹽改革的真正路線，才能更好的“忽悠”皇帝，支持生產力的發展――控制生產、放松銷售、在生產端征稅、鼓勵大企業，方便征稅。
其余的問題，也都差不多。
要先明白封建王朝的運行邏輯。
然后理解皇權的基石、朝廷的稅收、鹽業等行業的諸多改革到底是個什么大方向。為什么明末大儒在鹽業問題上，基本都贊許劉晏的改革，而不是贊許袁世振的改革，兩者的區別到底是在生產端歸誰控制還是銷售端歸誰得利的問題。
再然后，要明白比如歷史上張之洞的機械織布廠為什么干黃了、為什么機織布干不過家庭手工業――破除那些扯犢子一樣的愚昧、守舊之類的大套話，哪怕是用最基本的經濟學去考慮一下為什么覺醒的女工都是紡紗工、為什么蘆柴棒是紡紗工，而她們為什么都不是織布工；去考慮一下什么叫“印度棉紗的傾銷，導致了舊時代家庭手工業達到了56億匹的巔峰”；以及為什么民族輕工業很多都是干紡紗起步的，而干織布的廠子基本都完犢子了
這背后的社會存在、生產力基礎，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空對空地在那談什么“桑弘羊”、什么“儒博士”、什么“與民爭利”、什么“愚昧守舊”、什么“民族性”。
最最然后，才能以此思路，向下推。
劉玉關于“人均糧食擁有量”這個問題的“兩條腿”，是在解決“工商業容納過多人口”的“能不能”的理論問題。
理論上能，才有可能繼續發展工商業。
劉玉和皇帝的“內外分治”、“依靠外部市場、讓資本吃外、而對內進行資本管控防止土地兼并”的討論，是在解決“工商業發展會加速土地兼并”的這個皇帝最擔憂的問題。
這個擔憂，還是那句話皇帝是以現在的社會意識，去幻想將來的世界，得出的結論是只要控制工商業積累的資金投入土地，即可解決“重農輕商”邏輯下對工商業發展的恐懼；而劉玉則是以將來的社會意識，在塑造將來的社會意識得以存在的物質基礎，并且確信物質基礎的變更會讓封建王朝徹底毀滅，而不是李家換朱家、楊家換李家的問題。
理論上，工商業能夠容納更多的人口。
實踐上，以封建專制、皇權社會的諸多政策，比如人口管控、流動管控、傳統抑兼并手段、通過戶籍等禁止先發地區去內地買地囤地等等政策，理論上可以達成“工商業發展容納足夠的過剩人口，但又沒有工商業發展導致土地快速兼并”的“只要好處、不要壞處”的空想。
當然，只是理論上。
這種理論上的概括，也就是皇帝想要筑造一個強大的、經濟和國家強力上的新的“萬里長城”。“長城”之內，延續舊制度，保存小農經濟，等待著工業發展出化肥、或者商業讓智利孟加拉硝石白菜價；“長城”之外，去參與世界貿易，繼續發展，沒有市場就去搶、去打、去奪。
皇權通過內地兵員、良家子等反動小地主貴族作為軍事基本盤；以海軍作為隨時籌碼、以先發地區的對外貿易必須依靠海運而海軍可以切斷海運、陸軍可以在大城市駐扎等，來控制先發地區。
同時，又通過先發地區對外的掠奪、貿易、傾銷、壟斷等，獲得金銀、物資。這樣，又加強了皇權所能掌控的經濟力，皇權通過掌控這股強大經濟力的分配，來穩固自己的基本盤；同時擁有通過這些經濟力，隨時可以在內地拉出來兵員的軍事能力，維系對先發地區的控制。
否則的話真搞國內的統一的大市場，去除內部關稅的話。松蘇地區憑借長江航道、憑借即將誕生的火輪船運輸能力，無關稅的貨物直達內地，用印度棉紗干死江漢平原的棉紗；用松蘇布干死湖北的棉紡織業；用南洋東北的廉價海運糧食降低用工成本來獲得對內地工業的全面優勢，這叫啥
當然，這叫啥，可以定義。
但這叫啥不重要。
重要的是，四川不適合種棉花，而川鹽入湘楚之后，湖北地區數以十萬計的手工業棉紡織家庭依靠著“川楚”貿易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