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李欗的思路，就簡單多了。
既然，問題是“有錢的不肯去、沒錢的去不成”。
那么，我把“物流成本、運費”給降下來，這不就把問題解決了嗎
我修條從陜西到伊犁的鐵路、我修條從河南到黑龍江的鐵路、我弄個穿越太平洋只要一兩個月的運輸船隊
那這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到伊犁的鐵路一修，直接在伊犁河谷種棉花，在陜西干棉紡織廠，難道沒有人愿意出錢去伊犁墾殖、種棉、雇傭失地流民去那邊種棉花
穿越松遼分水嶺的鐵路、或者是運河一修，直接在那邊種黃豆，運輸到營口，難道沒人愿意出錢去那邊墾殖、種黃豆、雇傭失地流民去種黃豆
甚至說，拿三在論貧困的消滅里，提到的“農業產業軍”的思路，不也一樣可以用嗎
拿三的設想，是法國本土內有1億5000萬畝“荒地”、且是“有價值的、其產物可以參與市場流通”的荒地。
那么，法國就那么大，而大順要大得多。
伴隨著新的交通工具、基礎建設的發展，是不可可以視作一種“縮地術”呢
以鐵路、火輪船，作為“縮地術”。
把拿三設想的條件，以“縮地術”的仙法加持后，把那種條件，平移到大順身上呢
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自由貿易一派，在與英國的重商主義派爭論的時候。
一方面是歐洲的社會存在、海運條件，使得他們有些不甚在意運輸成本的概念，至少沒有著重考慮說起武大郎的相關笑話，難道還需要刻意強調武大郎的身高這不是和太陽從東邊升起一樣，是個不需要考慮的條件嗎
另一方面，鑒于休謨等前期反自由貿易派提出的“東方手工業技術先進、和東方白銀購買力更強”的問題，刻意回避了休謨的那個反問若無大海做天然關稅，自瑞典到西班牙，皆用中國貨矣。直到有一天，歐洲的人均財富，和中國一樣。
前者是不經意的忽視。
后者則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是必須要回避的。
哪怕是亞當斯密，在這個問題上也無解，給出的解決方式，是完全反無形之手的一，中國應該讓出航運業，讓最賺錢的航運業由歐洲來干，而把資本投入到農業和工業上二，英國來當東西方的貿易中間人，也即由英國來控制東西方貿易的航運。
這句話，即“讓最賺錢的航運業由歐洲來干，而把資本投入到農業和工業上”不是說不對。
而是在于，東西方貿易的利潤和回報率是多少，你亞當斯密真不知道既然談無形之手，那么，這無形之手怎么就能讓資本不往航運業東西方貿易上跑，而是跑去農業和工業
其二，1759年道德情操論、1776年國富論，就這個時間點，你英國啥水平啊啥畝產啊啥棉紡織業水平啊，敢居高臨下說東方在工業和農業上不如歐洲你1776年敢放開自由貿易，中國這邊就算睡著了、睡死了、從世界上被摳去異次元了，孟買、蘇拉特、達卡的棉紡織業，就能把整個歐洲沖死，心里沒數嗎
真以為搞死印度手工業的，是大英先進的工業生產力分明是東印度公司的刺刀、軍艦、和行政力量下的關稅、以及有大炮和戰艦能維系這個行政力量。
故而，在大順的現狀下，李欗不可能去“反思”什么，為什么大順的農業畝產不如歐洲、為什么大順的棉紡織業不如歐洲人，怎么可能去反思一件根本不存在的事呢
反而，鑒于這邊過早的“國內統一的市場”的形成，以及陜西沒有給江蘇絲綢加200關稅、蘇北也沒有對遼東大豆征收200關稅以反制遼東柞蠶絲的事實。
使得，在“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核心基礎上。
在小地產所有制、比歐洲激進的多的私有制的基礎上。
李欗不得不把目光，投降了基建、物流、運輸，這幾個東西。
既是自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