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滿清最后修川漢鐵路的經驗來看，以“強制儲蓄”或者“強制工業投資債券”的方式，完成基建，并不是沒可能。
只不過，腦子里一定得清楚，在私有制不需要“啟蒙”的這邊，要么靠類似“三餉”的手段、亦或者隋煬帝修大運河的手段，使之完全是朝廷的，前提是你有本事壓得住隋末大起義和明末大起義；要么就搞強制工業債券強制儲蓄，但要是搞成滿清那樣，錢玩沒了，就賴賬，那肯定是要出大事的。
李欗琢磨著，說是要搞強制贖買，等于是讓地主強制儲蓄、強制投資工業債券、亦或者算是強制迫使工業資本不向農業上回流。
這個想法只能說，還欠缺點東西。
顯然，李欗既然不敢搞均田、也支持內外分治的手段，那么他的這種政策，最多也就是在先發地區搞。
但是，稍微算一下就知道，山東地區的租佃和自耕比例，還沒有到離譜的地步。
只靠在先發地區強制贖買，讓用行政手段迫使地主搞強制儲蓄簡單來說，錢，不夠。
但李欗絕對沒膽子把這個政策，延伸到全國。這都不用想，因為搞變法、改良要是敢這么搞，就是王莽改制。
所以，之前李欗也說了，要借助大順即將要搞的貨幣改革，來依靠國家信貸和銀行，做那根指揮棒，讓資本被操控著流向該流的地方。
但還是那句話。
你把路修好了，不用你指揮，資本也會跑到松遼分水嶺去圈地種黃豆。
而關鍵是修路這件事，而不是修好路之后的土地開發。
要么，想辦法，弄到錢。
比如學劉玉的扶桑泡沫法。進化一下，就是拿三的那一套，通過金融手段，快進快出賺息差、貼水，保證泡沫不炸，給得起承諾的高股息。以此投資基建等。
要么，就要把鐵路和圈地這兩件事，捏在一起。
提前把松遼分水嶺的土地，作為“投資基建的回報”，實質上低價售賣掉國有的土地。
也即是說，根源問題，在于大順朝廷手里的資源太少，而民間的資本是很豐厚的。
如果大順朝廷手里有足夠的資源，那么修路就是小事，國家投資就是。但顯然，大順朝廷沒這個資本。
既然大順朝廷手里的資源顯然不夠，那么就得琢磨民間的資本。
資本當然是好東西。
假如大順朝廷手里有足夠的資本，依靠官辦解決鐵路問題，那么這相當于松遼分水嶺以北的土地的增值，完全可以歸于朝廷，從而實現一個正向的循環，資本不斷積累增加，能干的事也就越多。
而若沒有，那么又要修路，也就等于說，必須要把將來鐵路帶動的土地增值，交給民間的投資者。尤其是大順已經逐漸成型的通過航運、對外貿易、壟斷對日貿易等積累起來的一批原始財閥和金融資本集團。
同時，大順的新興軍功貴族，實學派的軍官團等，可能又會和這些新興的金融資本集團通過聯姻等方式，綁定在一起。
這個集團，現在其實已經開始成形。
因為，現在金銀是世界貨幣，而大順繼承了大明的白銀貨幣改革，同時自身又缺乏金山銀山。所以，實質上，之前的對外貿易集團，就是大順的發鈔行，他們手里掌握的金銀數量，其實遠勝大順朝廷大順的內部貨幣，理論上是銅錢，但是大明也好、大順也罷，之前都沒有做到“強制結匯”，即將對外貿易的白銀強制兌換為內部的銅錢、或者寶鈔。劉玉在先發地區試行的兌換券，也只是為資本流向內地去兼并土地、囤貨居奇，設置一定的障礙而已。
李欗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要干什么、干的這些事的政治經濟學上的意義。
或者說，他并不是有意識地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
但是，資本主義這套東西，不是那么簡單就能玩明白的。不是說建兩個紡織廠、搓兩條鐵路，那就叫資本主義了。
要搞清楚，或者說要不搞錯方向，就必須得理解大順的情況、這片土地的情況、以及資本主義到底是什么玩意兒。
老馬說經濟學在原則上，把兩種私有制混為一談了。那兩種私有制之一，是以生產者自己的勞動為自己。另一種，則是以對其他人的勞動的榨取為基礎
后者不單與前者正相反對，并且完全要在前者的墳墓上發育。
這句話，是解決大順問題的關鍵。
是不搞成刻舟求劍、東施效顰的關鍵。
簡單來說，這兩者，都是私有制。
在私有制為最高原則下，后一種私有者，即可在私有制下，對前者進行“合法”的謀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