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直接不客氣，稱呼王陽明為“江左王氏”，說他陽儒陰佛、誣圣邪說。要對明末士大夫不干正事、整天想著悟道成圣負責。
王安石的評價，一直都是人品過硬、才能過硬，但是帶壞了風氣。這些人化用此事讓王陽明背鍋，一脈相承，認可其水平，但總需要一個背鍋俠。
這些人批判了一番后，發現朝廷居然在武德宮以及下屬的營學，復用了王安石的三舍法，科考去《中庸》，也不用朱子的注釋。
輿論漸漸轉向，轉而又去讓朱熹背這口大鍋。可有想讓背鍋的，就有想讓其不背的。
明末心學打開了理學的禁錮，可也如同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帶來了享樂主義、放縱主義，道德淪喪等等問題。
物極必反之下，一些人又認為放縱是不對的，應該加大道德主義，理學禮教不但不應被廢，還應該加強才是。
加之天主教在華傳播，一部分人又想著“以耶補儒”，把天主教十誡和禮教融合起來。
甚至有人琢磨，我天主教在中華打不過儒家，我還打不過佛教嗎？
取代儒教不可能，那為什么不取代佛教，成為和儒家關系最近的補充呢？
于是有人提出，所謂佛教，就是天主教東傳后的變種。三位一體，和佛家三佛是一樣的。
化身佛，佛陀為了度脫世間眾生，隨緣教化、隨應三界六道等情況顯現的變化之身。其實，就是耶穌，也是一樣在人間行走。法身佛，即為圣父；報身佛，即為圣靈。
順帶著，又用佛家不殺生，質問佛家的人怎么看待文王祭祀、孔夫子祭祀？打不過根深蒂固的儒家，先借著儒家的力把佛教毆了一遍，雙方甚至發生了教徒互毆、殉教武戰、你焚寺廟我燒教堂的情況。
加上王陽明又被一些人認為是“陽儒陰釋”，更是跟著一起背了個談悟性、談心性誤國的大鍋。釋家節節敗退，天主教傳播更加兇猛。
還有一部分守舊黨則又狠批天主教和儒家的經義根本不相容，甚至違背。天主教認為用“天主”、“上帝”這些中國詞匯玷污了DEUS；儒家部分人還認為天主教瞎雞兒用天主、上帝這樣的詞才是大不敬。
一時間整個文化思想界，比之明末的時候更加混亂，簡直是亂成一團。
奇葩學說涌現不停。
整體上又受拘于先天不足，破而后立一直沒出現，倒是都破的差不多了。
從孔孟到陽明，各家學派互相噴，互相拿著放大鏡找不足，真真的群魔亂舞八十年。
除了不敢否定“儒”這個絕對的政治正確外，打著儒學之名的各種學派結社立說，各顯其言。
大順官方擺出姿態，要用宋時的永嘉永康學派，事功之學，這幾年才總算是止住了思想的大混亂。
可這也只是表面的平靜，平靜之下，暗流涌動。
朝中有西法黨與守舊黨之爭，也有北儒和南儒之爭。
永嘉學派誕生于工商業發達的浙東，悲憤于靖康之恥和南渡不北伐，又極為事功，認為義利之辨需要細究。
等到大順選用其為官方意識形態，整個國朝的環境基礎又和宋時完全不同了。
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南北邊各自都有對浙東學派的解釋，互相都不認為對方是對的。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點不會錯。
北方人目睹了明末土地兼并的可怕，親歷了空談心性的無用，見證過失地流民的慘劇。
北方派顏元痛斥“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
提倡直接跳過宋儒理學，復歸到原教旨的春秋之儒。
甚至認為作為儒生，要“習禮、歌詩、學書計，舉石、超距、擊拳，率以肄三為程，討論兵、農，辨商今古”，不但要學詩歌禮儀，還要學數學、打拳、身法、武術、兵法、農學……
但在土地政策上，見識過北方流民之苦的這一派，是有激進復古“井田”的想法的。
尤其是一些傳教士帶來了西方的圈地運動等見聞、帶來了《烏托邦》等小冊子后，這種恐慌更甚。
即便不可能全部復古井田，但最起碼的抑制兼并等要做好。
不允許大規模雇工，也不允許工商業過度發展，以免出現大順版的羊吃人。不過總算還沒復古到封建封君這一步。
對于朝廷以事功學派為官方學問，北方學派也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