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嚴明紀律。要傳播一些倭國一點都不想聽到的東西。等到和談簽條約的時候，卻把這些我們根本不在意的東西，加在條約里面，這便是無中生有。我們坐地起價，他就地還錢，便可多得一些還價的利。”
“日后也必能使倭國更加鎖國，除了我們要的開關之外，其余地方必然更加封閉，嚴禁出海，更嚴禁求學于國外。”
其實大順也是一個吊樣，也怕底層組織起來造反，但畢竟這種王侯將相的確有種的時代，天朝早就過去了。
絕對世襲的那一套從商鞅時代就被逐漸打破了，如今更是可以說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再怎么樣，大順的士農工商和日本的士農工商不是一回事。
大順有科舉這個階級流動的利器，考上科舉就是士；而日本，士這東西終究還是世襲的。
所以有些話，完全可以在日本大肆宣傳，而不用擔心被朝中知道后覺得這是大逆不道之言。
這些話講好了，也能抵得上數萬雄兵。
原本只是大名和幕府之間的勾心斗角，各懷心思；現在還要挑唆一下階級矛盾，使得各個大名還要考慮底層在大順登陸之后“一揆”的可能性。
將來談判的時候，這件事可能也會是幕府第一個要求去除的條件，比如不得傳播類似思想、不得接納倭國自發去往大順求學的人。
既然要除去這個條件，那就得從別處補，這就得加錢。
大順再怎么封建王朝，唯才是舉、科舉取士、輕徭薄賦、出役給錢、四民一體這些東西，依舊是此時的政治正確。可放在日本，哪一句都會引發軒然大波。
底層缺組織，也缺指導思想，組織需要時間，而指導思想這東西可以短時間內灌輸一些，底層百姓聽不聽得懂沒關系，反正也是說給高階武士、大名和幕府聽的。
選在土佐，也因為土佐在關原之戰后換了藩主，新藩主家的武士和舊藩主遺留的武士之間也有巨大的矛盾，在這里造成的影響會更大。
手里除了水手，也就五百人的陸戰隊，就算高知城前幾年失過火、又恰逢饑荒剛過去，攻高知城也不現實。
可自己就偏偏要靠這五百陸戰隊，叫土佐藩將來一個兵都不敢出。
至于搶錢……明搶是最低級的手段，劉鈺不屑于用。
將自己的計劃和眾人說完，確保可以明確知曉以便貫徹實施后，幾個會日語的通譯就開始在那背誦劉鈺寫的蠱惑人心、煽動情緒的小冊子。
很快，前面的軍艦捕獲了一艘日本的商船。
自從鎖國令頒布之后，曾經可以造蓋倫船、橫渡過太平洋去墨西哥招采礦工程師的日本，已經沒有一艘可以出海遠航的船了。
這商船小的可憐，也就走走近海，證明這里已經距離海岸不遠了。
船主被轉移到了劉鈺的座艦上，看得出這個可憐的船主已經被嚇壞了，這里又不是長崎，這里的船主既沒有見過這么大的船，也沒見過外國的人。
上了船之后，就跪在地上不敢說話。
劉鈺知道商人最喜歡什么，也想試探一下鎖國令對這里的商人有多大的影響，笑吟吟地摸出幾枚在墨西哥鑄造的西班牙銀元——這玩意多的在福建和廣東一抓一大把，比銀錁子還常見。
跪在地上的商人看到閃閃發光的銀元，原本的恐懼一掃而空，知道但凡笑瞇瞇給錢的，一定不是壞人，更不可能殺了他。
朝著劉鈺磕了幾個頭，接過劉鈺遞過去的銀元。